《傷寒》、《金匱》兩書，原為一書，合十六卷，名為《傷寒雜病論》，是漢張機仲景氏所撰，是中醫的經典著作之一。本書著者將仲景之書為之實驗發揮後而加以詳註，全書有三個特點：

（一）本書為著者數十年臨床經驗的總結，一字一句都出自心得，與一般彙集前人注釋不同。

（二）本書融會仲景全書，本仲景著書之精神，詳為分析，不標新立異，亦不拘泥於一家之偏見。

（三）書中注釋各條，不但解析病理，且博引著者多年治病經驗，以為佐證，俾讀者知所運用，與徒托空言而無實踐者不同，為今日研究祖國醫學者及臨床醫工值得重視的一本參考書籍。

當我從丁師甘仁臨診實習之前，先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念書（一九一九～二三年）。那時候，曹師拙巢以詞章家兼通岐黃術擔任講席，為了我愛好文學，便跟曹師論醫，餘事學詩。畢業後還是和同學許半龍、嚴蒼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師寓所虛心的學習和反復問難，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這過程中給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現在還沒有消失。

曹師是經方派的典型，處方、用藥都依照《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規律，強調仲景後的方書微不足道。我的看法呢？張仲景辨證求因，分經定方，規矩嚴謹，在臨床上自有一定的價值，但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範圍不免狹隘，不同意把後代許多經驗良方無形放棄。為了這不同的意見，我們有時引起辯論。在辯論時，曹師看到我們不能瞭解他的用意，往往捨醫談詩，拈題分韻，各自沉思覓句，把緊張的情緒很自然的緩和下來。我記得一九二四年的冬天，討論芍藥的酸斂和苦泄問題，沽酒烹茶，一燈相對，不知不覺的雞聲唱曉。最後還畫了一幅墨梅送我，題句中有「微雪消時說與君」，便指此事，可謂風趣極了。其實，曹師明知同門賞用經方，而且也很願我們從經方去旁求時方，得到更豐富的知識。相對地，曹師也常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和逍遙丸，以及牛蒡、前胡一類，仲景書中不見的藥，根本沒有抹煞時方。次公曾對我這樣說：「曹師善用麻黃、桂枝，深惡痛絕的是桑葉、菊花。所以經方和時方的爭執，在曹師心目中就只有麻、桂和桑、菊的區分。曹師也認識辛溫解表不適用於某些症狀，所以他看到黃坤載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當作溫病發汗的主藥。」次公的體會，顯然比我深入，曹師並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語意中可以體會得到了。

一般熟悉經方是一切方劑的基本，後世方劑大部分跟經方發展起來。譬如一株樹罷，有了根才有枝葉花果，我們不能孤單的欣賞一枝一葉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時，我們也不能見到一樹一木，就認做是一座森林。曹師的極端主張研究經方而不堅持反對時方，便是這個道理。他充分的指出了研究中醫應該從源尋流，不應當捨本逐末，給予後學一個明確的方向。所以曹師的論詩推祟王漁洋，教導我們又鼓勵多讀漢魏樂府，曾經特地寫了一本《古樂府評注》，可說是同一意義的。

曹師具有淵博的學問，可是業務並不太好，甚至異常清淡。那時，我的先伯父鄉謚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每年端午及中秋節例有施醫給藥，就診的都是勞動人民。丁師就委託我推薦曹師參加這治療工作，大約前後有三年，《金匱發微》的內容，便是此時的治案（少數是另外的）。《金匱發微》僅僅是曹師的著述之一，最可寶貴的，不同於過去註家的尋章摘句，鑽到牛角尖裏；也不牽強附會，自作聰明。他把親身實驗到的老老實實地寫出，沒有經驗的寧缺毋濫，絕對不妄加批判。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是曹師平生治學的特點，也就是《金匱發微》的實質。據我所知，曹師舉孝廉的房師是嘉定秦芍舲先生，也明醫理，後入南菁書院肆業，山長黃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漢學大師兼精醫學。那麼，曹師的醫學知識，師承有自，可以概見了。因此，曹師在實事求是診斷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聲譽漸著，很快的轉變了一部分同道輕描淡寫的作風，不可否認是曹師推動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師的故鄉——江陰淪陷，曹師激於愛國義憤，不屈殉難。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詩追掉之（一九三八年）。在《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師誨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確的教學方針。他留給我們的著作，正是發掘、整理祖國醫學的寶貴材料。當然，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我們需要全盤接受祖國民族文化遺產，我們要從經方到時方，湯液到單味，取長捨短，消滅宗派主義，發揮中醫藥更大的效用。然而這本冊子，從中醫臨診來說，定然是值得重視的。

末了，我要說的，過去「仲景學醫與同郡張伯祖，時人以為識用精微過其師」。但是我在中醫方面，除掉業務之外，雖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覺得沒有很好地繼承衣缽，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見經常會暴露出來，對於曹師的表揚更是談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談及，他也認為有同樣的感慨，這是我們非常慚愧的。

秦伯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寫於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醫院

這次重印曹師遺著《傷寒發微》、《金匱發微》有三點需要略加說明：

第一、原來的《傷寒發微》刊本沒有圈點，曹師生前，曾為其幼女若華圈點了一部，這次排印就全部照樣加上了，使之和《金匱發微》的形式相一致。

第二、這兩部書在前次刊行之後，曹師曾對原來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訂正仲景原文之處，又逐條加以註明，還有幾處對原來的註文作了補充，現在全部根據曹師的手筆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數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

第三、以前這兩部著作先後單獨刊行，重複的湯方，一律依照仲景的原書用正文大字，現在既把兩書合刻，就沒有再保留重複湯方的必要，但是為了保持原來的內容，同時對於湯方前後小有異同之處，便於相互參攷，因此就用小字雙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複出現，這是我個人的主張。除了這三點之外，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

我是在曹師門下學習詩文，雖然在追隨左右之時，曹師亦有時為之講解醫學，終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還是一個門外漢。現在重刊曹師這兩部遺著，雖則由我來負責，但是對於曹師這一方面學問，實在不敢妄肆議論，不過曹師的主張精神，根據平昔知聞，頗有需要談的，因此就從我的思想所及，寫幾句在前面。

曹師一生提倡經方，不論是教導門人，或者是臨證處方，一以仲景為法，因此少數敬仰他的人，說他是經方的典型，而很多反對他的人，都說他是背時好古，實際上曹師這樣的主張，完全是為當時中醫學術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並不是曹師有意喜歡固執派別的成見。那時候，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者挾其科學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殘我國的民族文化，以期達到他永遠奴役中國之目的，在醫學方面也毫無例外。仰承帝國主義者鼻息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說不到對祖國醫學的保護，至於當時的西醫，好的是認為中醫在學術上的落後、不科學，主觀的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種是爭營業，盡力對中醫排擠。當時醫學界曾流行着「中醫不亡，是無天理」一句話，可見中國醫學被蹂躪的程度。在中醫本身，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不思奮起圖存，用科學方法研究祖國醫學，使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不致滅亡。相反的，卻故步自封，視中醫的存亡，好像是與己漠不相關，臨證處方用藥，不出桑葉、菊花、防風、荊芥，劑量不出三分、五分，輕病儼然能夠着手回春，重病就束手無策。至於麻黃、附子那一類能夠愈病的峻藥，不但自己不會用，不敢用，還要以打擊別人的方法來掩護自己的短處，說什麼「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這樣片面的抱著一己的成見來對待學術，醫學怎樣能夠進一步提高。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前途已經非常危險。根據這樣的情況，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使得治醫的人們，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用有力的事實，來挽救滅亡的命運，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不但在當時，就是直到今天，還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

就時方來說，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可是他的運用時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話來說：「我之所以用輕劑者，彼固未有重病也。」事實確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號，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有的是偶感風寒，稍覺不適；有的是閨中弱質，情感抑鬱，這樣的病人，藿香、桑葉、陳皮、豆蔻便以足夠奏效，曹師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推祟其深明醫理，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至於去曹師那裏治療的，一般都是勞動人民，不到病勢危險，決不就醫，所以所用的全是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最相知的友誼，可見曹師的反對時方，並不是反對適當的運用時方，而是反對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市僧，否則曹師就成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師，而不是以保衛中醫為己任的曹師了。

解放以後，辯證唯物論的醫學巴甫洛夫學說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不但逐步澄清氾濫在中國西醫中間的唯心論以及機械唯物論、二元論、生機論、活力論等等各式各樣的唯心論，同時也為中醫明確了一條研究的方向。過去中醫所說的心為君主之官，以及營氣、衛氣、百脈經絡等等，雖然有許多是抽象的東西，有許多只是從經驗上得到的推論，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神經系統的作用。在治療方法上，主要從整體出發，不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情況，也和巴甫洛夫學說有機體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統一的基本觀點有其相通之點。曹師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接觸到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是他研究醫學的方法，特別注意人身各部份之間的聯繫，從聯繫中進行治療，不但闡發「陽明譫語，一下而愈」是明顯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遇當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黃發汗，這種例子在書中是多得不可勝舉。就是對太陽太陰六經病將愈，從某時至某時各條，歷來註家，不是糾纏於陰陽，便是認為無稽，曹師也從天時的變化和病情相適應來進行解釋。這許多獨特的見解，不但辨證的注意於人體的全面，而且把內在的主體和外在的客觀環境都結合起來。雖然這許多見解，都是從中醫原來學說的基礎上立說，有待於用科學的方法來加以分析，但是這樣從整體看問題的方法，將是今後醫學界研究中醫時一個很大的啟發，也是引導醫學界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在中國醫學研究上的一個開端，用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曹師的治學方法，我認為是並不誇大的。

書中曹師曾提到給他媳婦的妹妹治病的故事，那時她住在醫院裏，其家人貯藥茶銚，偽言開水，攜入醫院，當時中醫處境的悲慘，即此可以概見。今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掌握了政權，祖國的醫學得以重新恢復其應有的地位，不但在醫院裏中西醫一起會診，而且西醫也須要學習中醫，和中醫一起研究祖國醫學，中醫在各方面的治驗，亦逐漸為醫學界所承認，這說明了「無論任何學術，只有在人民的政權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發展」。但是這一革命勝利的到來，距離曹師遇難時已經十幾年了，曹師當年為中醫生存進行鬥爭的心願，雖然在今天已成為現實，但是從作為一個門弟子的心情來說，墓門宿草，飽歷風霜，春夢迷離，師門永隔，展讀遺文，誠不勝羹牆之痛。

為了本書的再版，原來《金匱發微》的發行人同門錢頌霞兄特地從無錫到上海來進行聯繫，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寫了一篇序文，章次公兄始終關心此事，在去北京的前夕，特地趕到千頃堂書局詢問情況，到北京後還不斷來信，這都是出於曹師門弟子關心曹師著述的高度熱情，應該在這裏提到的。

黃漢棟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我蘇之江陰，昔有南菁講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肆業其中，或深通經術，或擅長詞章。其為人，或篤厚淳謹，或風流放誕。己未年，余與穎甫先後入南菁，而余以狂名，穎甫以戇名，人皆呼為曹戇，穎甫曰：「善。」亦輒自稱曹戇焉。余之初遇穎甫也，彼此眼高於頂，覿面不語，既而在宜興儲南強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強溫文倜儻，同學中皆樂就之，與余尤稱莫逆。南強指之曰：「此曹穎甫，詩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戇耶？」穎甫輒應曰：「是也。」余斯時因養病習七弦琴，略知數引。穎甫聞琴大喜，每日至余處靜聽之。嘗云：「曹戇向不肯下人，今於君乃心折矣。」穎甫於研求經訓之外，肆力於詩文，其為文初學桐城，更上溯震川盧陵，以達晉魏，其詩尤超絕有奇氣，不為古人所囿，別樹一幟。壬寅登賢書，科舉廢，即絕意進取，徵選知縣不應，常藉詩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氣，又旁溢為畫梅。畫擬冬心，而老乾挺立，折枝灑落，含遒勁於秀逸，畢生風骨，蓋寓於是焉。穎甫之畫梅，必系以詩，詩主而梅客，雖以二者並傳，君意則以詩名梅也。余於癸卯離南菁赴滬上，即與穎甫音問隔絕，但聞辛亥革命時，穎甫以巾裹髮，不肯去辮，鄉人有謀用利剪剪之，則乘夜遁至滬上，久之方歸。袁世凱稱帝時，各縣士紳列名勸進，某太史受袁氏金，為江陰縣代表，穎甫於某，論親則姻叔，論誼則業師，聞之，突詣某所，詰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賄，而作此無恥之事耶，我江陰人之顏面，為汝剝盡矣。」某大驚，急曰：「無此事，無此事。」一九二七年以後，余息影滬瀆，則穎甫已懸壺市南，而託跡於韓康矣。蓋穎甫之治學也，不深造則不休，中年肆力於醫，鄉人亦莫知之。及其應世，凡他醫所謂不治之症，穎甫輒着手愈之。且於富者有時不肯醫，於貧者則不取酬，且資其藥。穎甫之同門友莊翔聲有妾，患盲腸炎，穎甫居滬之南，莊居滬之北，路遠不便，穎甫則自雇汽車載其妾以歸，為之朝夕診視，病已十去八九，而患者有嗜好，諱而不言，致未固其元氣，病遂革。家人謀歸之，穎甫止之，曰：「不可。」卒歿於其家，殯殮既畢，穎甫親登莊君之門，叩首謝罪，其義俠之行類如此。孟河丁氏世業醫，創醫校於海上，延穎甫主講座，慮其高傲不可屈也。穎甫乃夷然就之，其授課也，攜水煙筒，紙煤一把，且吸且講，以《傷寒》《金匱》深文奧義，抉擇隱微，啟迪後進，學者親炙其緒餘，咸心悅誠服，而忘其舉動之離奇矣。穎甫年七十，曾開筵祝壽，與余過從之密，如在南菁時。八一三變作，即返里，久無音耗，數月以後，其婿來滬，則言穎甫已罵賊死矣。先是江陰城破，有敵酋入其室，穎甫尚與之筆談，未有他變，及敵兵蜂擁而至，辱及婦女，穎甫則肆口大罵不止，敵舉槍斃之，且刳其腹，鳴呼烈矣。余欲為文傳之，以未悉其事狀，久而未就。今始得其崖略，故著於斯篇。穎甫姓曹，諱家達，一字尹孚，號鵬南，晚署拙巢，江陰人，著有《古文》、《駢文》、《氣聽齋詩集、詞集》、《梅花集》、《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後三種已梓行。

蔣維喬曰：「吾鄉常州舊屬有八縣，而江陰居其一，人民夙以氣節稱，明末閰應元戴髮效忠，率民兵數萬，抗清兵十數萬，八十餘日，城破皆死，無一降者，故江陰號稱忠義之邦。」穎甫之戴髮效忠，雖與閰公趨向不同，而其忠義殉節，則後先一揆。彼身居亂世，遇威脅利誘，而中心漫無所主者，聞穎甫之風，可以稍愧矣。

江陰曹穎甫先生，余先嚴甘仁公之道義交也。精邃國學，詩名尤著，以遜清光緒之季登賢書，嘗以選班赴山左，無所合，困而歸，爰整岐黃之術以拯生民。有所感概，則託之於山水草木蟲魚鳥獸之詞，故大江南北，莫不知有曹詩人，而不知先生之又工於醫也。先生之於學，上自經史，下至諸子百家，均有精深之研究，至仲景之學，則尤別具心得，嘗謂其門弟子曰：「醫雖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謂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實則因陋就簡，胆識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處方，真能宗仲景之說，用仲景之方者，曾幾人哉！且仲景原書，經王叔和收拾於荒殘散亂之餘，字句不無缺失，任意增補，已不能脗合原著，加以數千年來傳寫之譌謬，箋注者非惟不敢置議，抑且於不可解者而強解之。甚至救表之當用麻黃者，不能正桂枝之失。汗家重發汗至於液虛生燥，當下以大承氣者，不能正禹餘糧丸之失。去仲景著書本旨，蓋益遠矣。」今歲春，先生所著《傷寒發微》將以付梓，余信先生之書經艱苦卓絕而後成，為歷來註傷寒史上可放一異彩，而永傳勿替，是為序。

辛未孟夏，元彥丁仲英識。

仲師原序，自述作《傷寒雜病論》之經過，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群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綠》，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云云。書經五胡十六國之亂，已不無散佚，復經叔和之編次，林億等之校刻，改竄損益，參以己意，至成無己《註解傷寒論》時，已久非最初之完書矣。且歷代之注傷寒者，不下百數十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顛倒經義，攻訐聚訟，支離破碎，蒙蒙昧昧，莫宗一是，致後學者傍徨歧途，無所適從。吾師拙巢夫子，為遜清大儒，文聲醫譽，傳聞海內。念仲師作《傷寒雜病論》之本旨，原為教民治病用藥之道，有所標準，不意傳至今日，真義晦寒沉淪，惜效方之反足以殺人。使排斥仲景學說者，得乘隙而橫行一世，故忿然而起，行道三十餘年，研究經驗之心得，注釋《傷寒》《金匱》，垂示後來，一洗空泛之浮論，專務實學，考據精詳，凡無字之處，必反覆探討，一再解說，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綜核尤為周密。此豈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者哉！歷三年，書始脫稿，意欲付梓，商諸章君次公，次公無以應，延及年許，今春乃由丁君濟華，概然助之，遂得殺青，印至二卷，適值丁君嘉禮之期，後二卷乃由石頑校訂完成。仲師之學，醫家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所以師表萬世，而吾師此書，以經解經，獨得仲師之奧，更足以光大仲師之學，其功豈小也哉！刊印將成，爰謹志顛末，以誌景行。

辛未端陽，門下士石頑沈松年拜序。

拙巢子少治舉業，常以文學譚醫理，空明研悟，自謂今古無雙者，殆不減乎玉楸。夫人之一身，水寒而血熱，液清而氣濁，然陽谷溫泉，嚴冬無冰，蕭邪寒燄，盛夏不熱，陰陽相抱，內藏乃和，長夏土濕，潦水不澄，秋高氣寒，白露始下，升降輕重，損益懸殊，固當躊躇滿志，以為足治仲景書矣。不意開卷以來，輒生艱阻，九折之肱中截，十仞之淵無梁，則又為之傍徨瞻顧，慨焉興歎，故不為之開山鑿石，則夷庚不通，不為之伐木成橋，則彼岸不達。昔張隱庵集注既成，自序云：「經寒暑，歷歲月，廢寢食，絕交遊。」諒哉斯言。予研核《傷寒論》，起於丁卯之秋，每當不可解說之處，往往沉冥終日，死灰不暘，槁木無春，靈機乍發，乃覺天光迸露，春紅結繁，夏綠垂陰，又如幽蘭始芳，野水凝碧，神怡心曠，難以言喻。匝月之中，屢躓屢興，不可數計，書於庚午季夏告成，蓋三年於茲矣。嗟乎！神禹畏龍門之峻，則北條洪河不奠，鬻熊憚蓽路之勞，則南荒山林不啟，仲景之學，湮晦者幾何年矣。自張隱庵出，始能辨傳寫倒誤，而尚多沿襲。自黃坤載出，始能言三陰生死，而狃於五行。然則予之為此，正欲繼兩家心苦，以復舊觀云爾。若徒以改竄經文為罪責，則是惜山澤而不焚，縱其龍蛇禽獸，憚荊棘而不翦，養其狐狸豺狼，此真莊生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世有達人，予將拭目俟之。

辛未端陽後三日，江陰曹家達。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候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祟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賷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烏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惷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狥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綠》，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營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撰。

一、本書一日、二日、三日為一候、二候、三候，傷寒七日一候，中風六日一候，以下五六日、八九日等，均不在此例。所以不言四候者，以陽明居中土，無所復傳。凡傳三陰，大概為誤治之壞病，否則別有感受也。

二、本書譌謬處甚多，鄙人不避訕謗，輙為更正，使學者視病處方，有所信從，不致自誤人。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三、內藏解剖，當以西說為標準，不當堅執舊說。西醫所謂「胸中有淋巴系統」，即中醫所謂脾陽及上中二焦之關健。所以發抒水穀之氣而成液與汗者，皆由於此。西醫所謂「輸尿管」，即中醫所謂下焦。西醫謂「胃底含有胆汁」，足以證明少陽、陽明之同化，及消渴厥陰、跗陽同病之理。故注中間採其說，與謬托科學者固自不同。

四、本書有會通前後而其義始見者，諸家注文，每有顧此失彼之弊，致前後意旨差謬，鄙注倖免此失，願與明眼人共鑒之。

五、著述之家，輒有二病。一為沿襲舊說，一為謬逞新奇。鄙人以攷驗實用為主要，間附治驗一二則，以為徵信。非以自炫，特為表明仲師之法，今古咸宜，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惑，閱者諒之。

六、藥性不明，不可以治病。芍藥苦泄，通營分之瘀，葛根升提增液，能引太陽經輸內陷之邪，使之外出，意旨俱本張隱庵。似較以芍藥為酸寒斂汗，以葛根為陽明主藥者為正，明者辨之。

七、三陰之病，純陰則死，回陽則生。黃坤載說最為切中。凡陽亢而死者，皆醫之過也。鄙注特申黃說，而補其所不及，似較原注為勝。

八、霍亂之證，濁氣不降，清氣不升，縱然有熱，吐瀉交作之後，中氣必屬虛寒，故仲師以四逆、理中為主方，足證近代霍亂新論之謬。

以上八則，不過略舉大端，微者闕之，以俟閱者自悟。倘海內同志，有能匡予不逮，正予譌誤者，不勝榮幸。

曩常遇已故某偉人與餘杭章太炎先生相繼演說，某偉人陳義膚薄，吐辭淺易，而聽者傾耳屏息，摩肩重足，講舍不能容。章先生繼之引據翔實，言辭雅訓，三數語後，聽者稍稍引去，此講畢，全舍僅存十許人。有假寐者，此無他，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也。江陰曹拙巢先生，精選學，詩文書畫，俱推絕詣，以其餘緒治醫，專宗長沙，視晉唐以後蔑如，無論金元。與故名醫丁君甘仁友善，討論醫學，互相推重，丁君精詣秘術，門人子弟所或未知者，先生無不知之，二君既年相若，道相似，然婦人孺子皆知有丁君，而丈夫治醫者，或未知有曹先生焉。此無他，先生拙於言辭，不善修飾，上海浮誇之地，人多皮相故也。丁君既沒，後生小子，轉相依附，竊取勦襲，躋於著作，人或亦相購取，風行一時。先生出其心得治驗，著《傷寒發微》，僕得而先讀之，以經解經，精湛允當，以為自來注大論者，未能或先，而世人顧不甚重視焉。嗟乎！末世耳食，顛倒是非，有如是者。僕因章君次公獲交先生，久已心儀其人，而憤世人之無目。今先生將續刻《金匱發微》，走書責序，且囑揄揚，以速其書之行。僕謂先生書風行與否，不足為先生重輕，不行適足以見先生耳，因書其所以知先生之始末，以告天下後世之具正法眼藏者。

丙子三月，後學陸彭年淵雷拜序。

歷來治古書者，造端於善信，而成功於善疑，不善信則涉獵而不專，不善疑則茫昧而失實。考仲景之《傷寒雜病論》，自王叔和編次以來，已非仲景之舊，其中論傷寒者十卷，論雜病者六卷，至梁《七綠》及《唐書．藝文志》所載，乃獨存論傷寒之十卷，而論雜病之六卷不與焉。惟宋時有一本將全書十六卷刪節為三卷者，名《金匱玉函要略》，尚存館閣中。其書上卷論傷寒，中卷雜病，下載其方，並療婦人。王洙於蠹簡中得之，以其論傷寒者文多簡略，但取雜病以下至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五方，而仍其舊名。林億等校理，又取此二卷分為三卷，以符原定之數，改顏曰《金匱方論》，即今之《金匱要略》是也。曹師穎甫寢饋於仲景之學者凡四十年，行醫海上，以敢用藥聞，不屑軟熟阿媕取媚於世。所著《傷寒發微》，既已刊行於世，騰譽醫林，復有《金匱發微》之輯。夫《金匱》一書，治者視傷寒為少，宋元人皆無注釋，明初趙以德始有衍義之作。厥後較夥，就半龍所覯，僅五十餘家。若黃坤載、程雲來、魏念庭輩所箋，見仁見智，都有獨到處，而尤在涇之《金匱心典》，允稱精粹。師於諸家外能獨樹一幟，不為前賢學說所囿，於原文又多刪訂，計藏府經絡篇一條，痙濕暍篇一條，百合狐惑篇一條，瘧病篇一條，五藏風寒積聚篇七條，痰飲篇一條，驚悸吐衄篇二條，瘡癰腸癰篇二條，婦人產後篇二條，婦人雜病篇四條，凡二十二條，其他說解特異之處，尤不勝枚舉，所為勞神苦形於百疑求一信者，蓋類如此矣。顧師特隱於醫耳，師工詩古文辭，善墨梅，酒酣耳熱，紅牙一曲，又復側豔動人。半龍於壬戌之秋，始獲侍於左右，今歲春，師年七十矣，同門等環請將所著《金匱發微》壽諸梨棗，師笑頷之，而命半龍為之序。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其所為壽者大矣。」固非鋪張揚厲如習俗之徒為焜耀者所得同日語。師其掀髯而進一觴乎。

丙子清明，門人吳江許半龍謹序。

昔先兄病陽明大實證，不滿十日竟死。先君極堂先生西河抱痛，乃命成之讀成無己所注《傷寒論》，逐日講授，必成誦而後已。曰：「明乎此，則醫學根本已立，後此之紛紜聚訟，胥不能搖奪之矣。」成之謹受教，及卒讀三陽三陰，證狀治法，已粗得梗概，方期博覽旁稽，以求深造。又不幸失怙，受遺命遊學上海中醫專校，時江陰曹穎甫先生任講席，成之親炙議論。知其寢饋於仲景遺書者垂四十年，不尚空談，惟憑實驗，每於修業之暇，執經問難，商榷疑義，反覆不厭，先生亦許其可造，謂他日傳吾衣缽者，當在此子。固知獎借之語，不無溢美，然竊喜庭訓師承之有合也。戊辰年，先生成《金匱發微》，先生之年已六十有一，成之出重貲覓工書者鈔碌，甫及半，後半部草稿為其同居者借閱，零星散佚。僅存十之四五，付梓之願，格而不行，及庚午年，成《傷寒發微》，既於辛未歲刊行傳世，成之乃命門人謝誦穆、郭鴻傑等收拾叢殘，鈔成三數卷，還之先生，先生隨命長君湘人錄之。先生復勞神殫精，補注瘡癰以下五篇，而《金匱發微》始有完書，即今之續付手民者是也。竊惟先生之學，提要鉤玄，詮解精當，固不待言，而其尤卓異者，凡經文之錯簡必校訂之，前人注解之謬誤必糾正之，復取平日經驗方案附於經文之下，以明仲聖方治效如桴鼓，使後之學者，循是以求，不難入仲景堂奧，為其信而有徵也。成之從先生游，於今垂十七年，平日臨證處方，粗解經方門徑，胥出先生之賜，而此書尤屬先生畢生積驗所匯，視前賢注釋《金匱》若干家偏重理論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值此書刊成行世，不揣擣昧，聊書受學始末於耑。

丙子三月二十八日，門人丹徒章成之拜撰。

此節為太陽病總綱，故但言脈浮，而不備言兼見之脈（兼見之脈，如中風脈浮而必兼緩，傷寒脈浮而必兼緊之類）。蓋無論所受何等外邪，始病必在肌表，皆當見此浮脈。不惟合本篇太陽病言之，並賅痙濕暍篇太陽病之言也。外邪束於肌表，內部陽氣被遏，則上衝頭項，於是有頭項強痛之證。皮毛肌腠之中，皆有未泄之汗液，從淋巴管輸泄而出，醫家謂之「太陽寒水」，邪犯肌表，必阻阨其外出之路，此水內停，即有惡寒之症。無論傷寒惡寒，中風亦有時惡寒，即溫病之初起，亦必微惡寒也。

風為陽邪，當皮毛開泄之時，由毛孔內竄，著於肌肉，而腠理為之不開。肌腠皆孫絡密佈之區，營氣所主，營血熱度最高（華氏寒暑表95度），與風邪抵抗，易於發熱，故始病即見發熱。成無己以為風傷衛者，誤也。熱勢張於內，毛孔不得復合，故汗出。汗方出而外風又乘毛孔之虛，犯肌理而增寒，故惡風。氣從內泄，毛孔不外閉，無兩相抵拒之力，故脈緩。脾為統血之藏，風中於肌肉，則脾受之，故解肌之桂枝湯，用甘草、生薑、大棗以助脾陽，桂枝以宣陽氣，芍藥以泄營分，務使脾陽動於內，營鬱發於外，血中凝沍之水液，得以分泌成汗，直透毛孔之外。內熱既隨汗泄，則毛孔閉而汗自止矣。服藥後，啜熱粥者，亦所以助脾陽也。

寒為陰邪，而其中人即病者，或由於暴受驚恐，心陽不振之時，或由向有痰濕之體，或由天時暴熱，皮毛開泄之後，當風而臥，夜中露宿，或衛陽衰弱，寒夜臥起不定，寒因襲之。所以致病者不同，而病情則一，蓋寒邪中人，皮毛先閉，汗液之未泄者，一時悉化寒水。肌裏之營血，並力抗拒，血熱戰勝遂生表熱。初病時，血熱不達，或無表熱，而要以惡寒為不易之標準。此證雖至鼻燥，眼中熱，唇口焦而惡寒不減，甚有當六月盛暑時，猶必覆以重衾，溫以炭爐者，其體痛或如錐刺，或如身臥亂石中。予於春夏之交，蓋屢見之，寒鬱於外，陽氣不得外泄，胆胃被劫而上衝，因病嘔逆，間亦有不嘔逆者。寒邪外逼，血熱內亢，兩相抵拒，故脈陰陽俱緊。寒傷皮毛，則肺受之，中醫言「肺主皮毛」，西醫謂「肺中一呼吸，皮毛亦一呼吸」，其理正相合也。故發表之麻黃湯，用麻黃、杏仁以開肺與皮毛之鬱，桂枝以宣陽氣，甘草以平嘔逆，務使肺氣張於內，皮毛張於外，陽氣達於中，則皮裏膜外之水氣，因寒凝冱者，一時蒸迫成汗，而邪隨汗解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本《內經》文字。仲師祖述《內經》，豈有推翻前人之理（《內經》原係漢人譌托，當在仲景之前），故發端即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自來注家不知一日為一候，遂致相沿譌謬。高士宗明知二日未必遽傳陽明，以為正氣相傳，不關病氣。夫六經營衛，晝夜流通，豈有既病傷寒，一日專主一經之理，仲師恐人不明一日、二三日之義，後文即申之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此可見本節所謂一日，即後文所謂七日，傷寒發於太陽，以七日為一候，猶黃疸病發於太陰，以六日為一候也。《詩．豳風》七月篇，詳言農政，以三十日為一候，故冬十一月為一之日，十二月為二之日，正月為三之日，二月為四之日也。知一日、二日為一候、二候，則未滿三日可汗而愈，既滿三日可下而愈，可以釋然無疑矣。此節憑脈辨證，知邪之傳與不傳，蓋浮緊為傷寒正脈，靜即不變動之謂，已滿七日，而浮緊之脈絕無變動，便可知其為不傳他經，此意惟包識生能言之，餘子碌碌，不足數也。至如太陽失表，胃中化燥，薰灼未泄之汗液，致濕痰留於胃之上口，胃底胆汁不能相容，則抗拒而欲吐，蓋濕痰被胃熱蘊蒸，若沸湯然，上溢而不能止也。胃中化熱，陽熱上攻，則苦躁煩，而脈亦為之數急，即此可決為邪傳陽明。張隱庵乃謂：「太陽受邪，感少陰之氣化者為傳。」殊失仲師本旨。

《內經》一日、二日為一候、二候，前條既詳言之矣。二候在七日以後，三候在十四日以後，蓋傷寒以七日為一候也，惟傳經初無定期。發於春夏之交，地中陽氣大泄，人身之皮毛肌理易開，常有一二日即傳陽明者，亦有冬令嚴寒，二十餘日不傳陽明者。仲師言其常，不言其變也。以傳經常例言，八日後當傳陽明，十五日後當傳少陽，為冬令天地閉塞，人身陽氣未外泄為汗，故為期較緩。若八日後，不見潮熱渴飲、不惡寒但惡熱、譫語、小便多、大便硬、闕上痛等症，即為不傳陽明。十五日後，不見口苦、咽乾、目眩、耳聾、吐黃色苦水，即為不傳少陽。可見傷寒之輕者，雖未經療治，亦有七日自愈、十四日自愈之證也。若始病惡寒體痛，即投大劑麻黃湯，則一汗而病良已，寧復有傳經之變證乎！

發端便稱太陽病，是必有脈浮頭項強痛之見證，則溫病不由少陰傳出，確無可疑（按溫病之輕者，其始亦必惡寒。近世蜀醫張子培著有《春溫三字訣》，言惡寒之時，用麻絨二三錢於桑菊飲中，視原方尤妙）。所以發熱而渴者，其人冬不藏精，當春氣發生之時，內藏失其滋養也。所以不惡寒者，則以津液素虧，裏氣本燥，益以外感之溫邪，而表裏俱熱也。此證宜清營泄熱，醫者反發其汗，以致津液重傷，風乘毛孔之虛而倍益其燥。於是遍身灼熱，一如熾炭之灼手，是為風溫。脈左主營，而右主衛，左右俱浮，故曰陰陽俱浮。自汗者，表疏而陽熱外泄也。身重者，脾精不濡肌肉，肌肉無氣而不能轉側也。試觀垂死之人，身重如石，此非肌肉無氣之明證歟！脾陽受困，肢體無力，故多眠睡，且以風引於上，熱痰上蒙清竅，不能受清陽之氣，故白晝一如昏暮也。風著腦中，咽中痰涎被吸作聲，故息必鼾。風痰阻塞咽喉，故語言難出。此風溫挾痰之變，起於誤汗者也。病溫之人，精液本少，渴飲不惡寒，則有似陽明實症，若誤認陽明而下以承氣，勢必因津液內亡而小便不利，目系不濡，因而直視。且始因誤下而氣併於腸，牽制膀胱氣化，而小便不利，繼則硝、黃藥力一過，氣脫於前，而為失溲，此風溫化燥之變，起於攻下者也。但溫病之始，必微惡寒，溫病之成，汗多而渴，汗下雖誤，然猶有說以處之也。至如燒針及隔薑而灸、隔蒜而灸，則庸妄之至矣。夫津液充足之人，遇火則汗出，故冬令圍爐猶不免裏衣沾漬，盛夏執爨，則更無論矣。若皮毛肌腠，絕無津液留遺，以火攻之，迫肌理血液外附皮毛而微見黃色。黃色者，津液不能作汗，而血色代見於外也。三陽之絡，皆上於頭，血受火灼，為炎上之勢，所挾絡脈之血，一時上衝於腦，時見牽掣指臂，瘈瘲如驚癇狀。若火從下熏，輕微之毛羽紙片，時上時下，而不能定，則必死無疑矣。或汗或下為一逆，被火為再逆。一逆則尚及救治，再逆則朝不保暮，此真越人所謂醫殺之也。予謂此症初起，即宜人參白虎湯及竹葉石膏湯，使其熱勢漸殺，或當挽救一二。門人劉仲華治安徽林振羽病親見之，始由某醫誤汗誤下，諸症皆備，劉用白虎湯加西洋參、生地、犀角。二劑後始有轉機，十餘日方見霍然，治法差謬，生死攸關，是不可以不慎也。又按犀角、生地，能清腦中上衝之熱血。惲鐵樵治王鹿萍子腦中熱痛，用之奏效，亦其一證也。

發於陽者為中風，以風為陽邪故也。中風之證，發熱有汗而惡風，然亦間有惡寒者，如太陽中風，嗇嗇惡寒，可證也。發於陰者為傷寒，以寒為陰邪故也。但本節「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則為傳寫差誤。據後文「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十二日為兩候。風家病癒在十二日，則發於陽者，當云六日愈。後文又云：「太陽病，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傷寒以七日為一候，則發於陰者，當云七日愈，但陽病遇陰數而愈，陰病遇陽數而愈，亦屬術家言，有時不甚可據，但存其說可也。

太陽傷寒，以七日為一候，所謂「發於陰者，七日愈」也。蓋風寒束於表，血熱抗於裏，始則無熱惡寒，繼則發熱而仍惡寒，使正氣足以勝邪，則當一候之期，汗出而頭痛可愈。夫頭之所以痛者，皮毛為表寒所閉，陽氣不得外達，鬱而上冒也。汗泄則表寒去而皮毛自開。至於表解汗泄，則氣之上冒者平矣。設有未解，則七日之後，當傳陽明，故曰：「作再經。」言太陽一經病後更傳一經，非謂六經傳遍，復轉太陽也。太陽當傳陽明，故瀉趺陽穴以泄其熱，使陽明氣衰而不復傳，則病亦當愈。此真曲突徙薪之計，不似近世醫家，俟治療期至，然後治之，焦頭爛額為上客也（足陽明為趺陽穴，在足背上小兒繫鞋帶處）。

人身衛氣行於表，表虛則陽氣不能衛外，因病傷寒。衛氣晝行於陽，從巳至未上。正日中陽盛，無病者進午餐之候，陽明正氣當旺，此時衛氣若強，便當一汗而解，蓋病之將退，不惟專恃藥力，亦賴天時之助也。《金匱．痙濕暍篇》云：「風濕相摶，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愈。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故不愈也。」由此觀之，寒病不得天陽之助，庸有濟乎。

風為陽邪，故風家之向愈，以六日為候，就陰數也。風家表解，謂解肌發汗之後，不了了者，或頭尚微痛，或欬吐風痰。仲師不出方治，但云「十二日愈」，不欲以藥味傷正氣也。如必欲服藥，可於陸九芝《不謝方》中求之。

傷寒之為病，外雖壯熱，往往擁被而臥，雖在盛暑，衣必裝綿，並欲向火，兼有目珠火熱，鼻中燥，唇口瘡發者，要以背如冷水燒灌，為病之真相，甚者如臥井水中，但胸腹之間，絕無患苦，此即病未入裏之驗，所謂標熱本寒也。此時用麻黃湯原方，當可一汗而愈，惟麻黃劑量，萬不可輕，輕則無濟（余常以二、三錢為標準，重症或用至五、六錢，章成之亦能用之。世言麻黃發汗，能亡陽，予治病多年未見有亡陽者。時醫但用二、三分，又加蜜灸，故無濟）。設汗後胃中略燥，可用調胃氣以和之，得下便無餘事矣。若溫熱之為病，外雖微寒，往往當風而坐，雖在冬令，猶欲去衣，甚至飲冰盥涼，猶言畏熱，此症有實熱為濕痰所遏，不得外出而手足厥逆者，有津液素虧而尺中脈微者，要以渴欲冷飲為病之真相。實熱內伏者，宜大承氣湯，即厥陰篇厥者當下之例也。陰虧陽陷者，宜人參白虎湯，加涼營解渴之品，如麥冬、生地、玉竹、栝蔞根之類，皆可應手奏效。一或錯誤殺人俄頃，學者慎之（此條骨髓但作在裏解，若以為腎主骨，而誤認為熱在少陰，則誤矣）。

中風發於陽，故衛陽外浮，風著肌理之孫絡，閉其外出之路，故營陰內弱。發熱惡風既惡寒並見者，上文所謂「發熱惡寒，發於陽者」是也。風襲肺竅，鼻中有清涕而氣不通，故鼻鳴。風沍肌腠，脾陽內停，水濕不能作汗外達，故胃氣不和而乾嘔。桂枝湯方用桂枝以通肌理達四肢，芍藥以泄孫絡，生薑、甘草、大棗以助脾陽，又恐脾陽之不動也，更飲熱粥以助之，而營陰之弱者振矣。營陰弱者振，然後汗液由脾而泄於肌腠者，乃能直出皮毛，與衛氣相接，衛始無獨強之弊，所謂「陰陽和而自愈」者也。

邪薄於外，正氣不得外泄，則上衝於頭，故無論傷寒中風，皆有頭痛之症。兩太陽穴（在目外眥旁）最為空虛，故上衝之氣，此最先受。初病便發熱者，為其發於陽也。當皮毛開泄之時，風襲汗孔之虛，內薄肌腠，肌腠為孫絡叢集之區（草書絲字近形於孫，故《內經》俱作孫絡，即今西醫所謂微絲血管），營氣居之，營氣隨受隨抗，故一病即見發熱。皮毛本開，故汗自出。風從汗孔入犯肌肉，故惡風。所以用桂枝湯者，取其辛甘發散，但令脾陽內動，營氣自能作汗，從肌理泄出皮毛，然後肌表通徹，風邪即從汗解矣。無如近世庸工，謬以芍藥為酸寒，又不知薑、棗、甘草為扶脾主藥。桂枝、甘草所用不過三五分，生薑不過三片，紅棗不過三枚，桂枝湯乃無復愈疾之功，可笑亦可歎也。

太陽經脈，出腦下項，挾脊抵腰中。寒邪隨經下陷，則項背強几几。几几，鳥之短羽貌，猶詩所謂「不能奮飛」也。邪阻太陽經隧，至於拘縶不解，坐臥行起，無不牽掣，一似寒邪傷於表分，經脈被束而不舒，然果係寒鬱於表，即不當見汗出惡風之中風證，今乃反見汗出惡風，則其為桂枝證無疑。但病邪既陷太陽經輸，固當加葛根以提而出之，其不用葛根湯者，有汗則皮毛本開，不必再用麻黃也。

太陽之病本無當下之理，一經誤下，則變證百出。魄汗未盡，挾表寒內陷，則利遂不止而病寒濕，此宜用四逆、理中者也。挾標陽內陷，則轉為協熱利，此宜用大承氣者也。若標陽並寒水，因誤下而停蓄膈上，則為大小結胸，此宜大陷胸湯、小陷胸湯者也。若表寒因之而留滯心下，則結而成痞，此宜用瀉心湯者也。又其甚者，寒濕太重，一下而成無陽之藏結，是又在不可攻之例矣。是故一經下陷，而氣不還者，則氣不上衝。下陷而有所留滯，則氣亦不上衝，所以不得與桂枝湯者，為其已成壞病也。惟其雖經誤下，而氣仍欲出表，不甚則為微喘，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主之，甚則利不止而脈促，葛根湯主之。要其為氣上衝則一也。蓋仲師雖言可與桂枝湯，一於本方加厚朴、杏仁，一於本方加麻黃、葛根，固未嘗不可隨證變通耳。

太陽病，汗吐下溫針病仍不解，仲師但言「桂枝不中與」。又曰：「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然未嘗標明何證何方，令人無從揣測，此當研求而得其大要，以為臨證標準。假如發汗溫針亡陽，則有脈微身寒之變，宜桂枝加附子湯。吐傷中氣，氣逆脈促者，宜生薑半夏湯。下之而寒水下陷，利遂不止，脈濡滑者，宜四逆、理中輩。汗吐下溫針之後，陽明生燥，脈洪渴飲者，宜人參白虎湯。發汗燒針，陽浮於外，吸引少腹之氣上衝，欲作奔豚，則宜桂枝加桂湯。發汗後臍下微有水氣，欲作奔豚，則宜苓桂甘棗湯。散見於《傷寒》《金匱》者，不勝枚舉。略標出之，以俟學者類推。

桂枝解肌，所以別於麻黃之解表，而於發熱有汗惡風者宜之。若脈浮緊汗不出者，邪正方相持於皮毛，所賴營氣未虛，血熱足與外寒相抵，奈何在表之寒邪，不驅之外泄，而反引之入裏乎！不特此也。皮毛不開而張發肌理之陽氣，外不得泄而鬱於皮毛之內，不病喘逆，即增煩燥。近人不明此理，反謂桂枝湯為斂汗之劑（陳修園亦不免）。與後文「當以汗解，復發其汗」諸條，顯相抵牾。按之「解肌」二字，已不可通，推原其故，皆由李時珍本草誤人。蓋因本方有芍藥，李時珍《綱目》，不知何所依據，目為酸寒，市醫以耳為目，於是謬謂「芍藥監桂枝之燥，及斂肝陰」之邪說。不知芍藥在《本經》，但言苦平，苦者主泄，故能通營分之凝結。肌理為孫絡滿布，風襲肌理，營氣凝閉而不解，故用芍藥以泄之。婦人腹痛及瘡癰、腫痛皆用之，亦正以解血絡之凝閉也（今人內證用白芍，外科用赤芍，其實則一）。然則桂枝湯之解肌，芍藥實為主要，反謂監桂枝之燥烈，有是理乎？予嘗親試之。白芍甘而微苦，赤芍則甚苦，而皆無酸味（黃坤載《長沙藥解》亦以為酸寒，真是糊塗萬分）。明乎此，仲景立方本旨，乃可大白矣。

酒之為氣，標熱而本寒（初飲則身熱，酒後則形寒）。標熱傷肺，則為喘，本寒傷脾，則為痰，故治酒客病者，法當利肺而舒脾。肺氣利則標熱泄而喘滿除，脾氣舒則本寒化而濕痰解。桂枝湯方中加厚朴之苦溫，以去脾藏之濕，杏仁之苦泄，以疏肺藏之熱，或可用之，否則肺脾二藏多濕熱之人，本不喜甘，更用大棗以助脾濕而壅肺氣，無論服湯必嘔，而標熱一盛再盛，肺癰既成，必吐膿血。如不得已而用桂枝湯，或加厚朴、杏仁而去大棗，理亦可通，以肺脾多濕熱之人，本兼痰喘故也。故仲師首節言不可與，言其正也。次言加厚朴、杏子，言其權也。三節言甘味壅塞，必吐膿血，極其變也。仲師於此不出方治，但舉喘家加厚朴、杏子，使人自悟加減之法，於不言中求生活耳。不然，下之微喘條，後文自有方治，此處何煩贅說乎？蓋特為酒客言耳。莫氏謂「凡服桂枝湯，條」當在「喘家」之前，非仲師本旨，不可從。若夫既嘔膿血，仲師自有治法。《金匱．嘔吐篇》云：「不可止嘔，膿盡自愈。」不當止嘔，但需排膿，則狐惑篇赤小豆當歸散、瘡癰篇排膿散，並可用也。包識生以首節為營實之禁忌桂枝，次節為衛實之禁忌桂枝，似也。三節為營衛俱實之禁忌桂枝，則非也。服桂枝而吐，與上得湯則嘔何異？何所見而與首條殊異乎。況以傷寒通例論，中風一證，原係營實衛虛，若以為營實當禁桂枝，中風一證，先當禁用桂枝矣。自來注釋家，多犯顧此失彼之誤，傷寒所以無通才也（實為邪實，風勝而血弱也。慎勿以邪實營弱而誤認虛證）。

發汗遂漏不止，與下之利遂不止同，皆用藥過當之失也。蓋發汗則毛孔大開，皮毛為衛陽所屬，衛陽以發汗而虛，毛孔乃欲閉不得，風襲毛孔之虛，因而惡風。汗與小便，同源而異趨，春夏汗多則小便少，秋冬汗少則小便多，可為明證。汗不能止，水液能外而不能內，故小便難也。津液從皮毛外泄，則四肢脈經脈不濡，屈伸為之不利。夫汗出惡風原屬桂枝湯本證，惟表陽不固，不得不於本方中加熟附子一枚，以固表陽，但令表陽能復。衛氣之屬於皮毛者，自能衛外而為固，於是漏汗止，而諸恙自愈矣。

汗下之後，病情未離肌腠，則仍宜桂枝湯。上節於汗後表陽虛者，則加附子以溫之。本節則於下後陰虛，及陰陽並虛者，更示人以加減之法也。下後氣上衝，則脈促而胸滿。氣上衝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芍藥苦泄傷陰，非陰虛者所宜，故去之。若下後脈微，則裏陰虛，所以知其為裏陰虛者，以脈管中血液不足知之也。下後身寒，則表陽虛，所以知其為表陽虛者，以腠理血熱不勝表寒知之也。陰虛故去芍藥，此與脈促胸滿同。陽虛故加熟附子一枚，此與發汗後漏遂不止同。學者於此，可以觀其通矣。

人一身毛孔，為魄汗從出之路，衛氣主之。衛氣行水，故稱寒水，所以無汗之太陽病，外寒為多。人一身肌腠孫絡交互，營氣主之。營氣行血，易於生熱，所以有汗之太陽病，表熱為甚。瘧病由汗液不徹，留著毛孔之裏、肌理之外，發時則先寒後熱，固為肌表同病，太陽病如瘧狀者亦然。得太陽病八九日，已在一候之後，於法當傳陽明，乃更發熱惡寒，則不傳陽明可知。便是熱多寒少，其人嘔，大便硬，或小便赤痛，尤當為少陽陽明同病。今則其人不嘔，則胆胃無上逆之氣。清便自可，則腸中及下焦，並無燥熱之象，且瘧之將愈，以發無定候為驗。今一日二三度發，則太陽之邪當隨汗解，此正在必先振慄郤復汗出而愈之例。設脈弦者，可與小柴胡湯，脈不弦而微緩，即可決為將愈，並小柴胡亦可不用。所以然者，凡病血分熱度漸高則病加，熱度漸低則病退，脈微而緩，熱度漸低之證也。然同是脈微，要不可執一而論。若脈微而身寒，則又為陰陽俱虛，不可發汗、更吐、更下，仲師雖不出方治，要以四逆、理中為宜。若面有熱色，微頳，如鬱冒狀，則營熱欲泄為汗，而皮毛不達也。且營熱內張，毛孔外塞，則其身必癢，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以期肌表雙解，則一汗而愈矣。

風池穴在腦後，風府在背脊第三節下。凡風邪之中人，必從腦後及背後輸入，乘其虛也，故俗稱「仙人只怕腦後風」。太陽中風，既服桂枝湯，便當蒸發腠理之血液，泌汁而成汗。然不能直出於表，藥力助血熱內張，必有反煩不解之見證。所以然者，則以風邪從入之穴，抑塞而不通也。故但需刺二穴以瀉之，更服桂枝湯，便當汗出而愈矣。所以然者，則以此二穴最空虛，為營分熱力所不達，故初服桂枝湯而無濟也。

服桂枝湯而大汗出，設風邪即從汗解，脈當和緩，為其風邪去而營氣和也。設大汗後不見洪大之脈，而病仍不解，則陽明未曾化燥，故宜與桂枝湯如前法，不妨一汗再汗。此條與後一條為比例，後條脈見洪大，故宜白虎，本條脈不洪大，故仍宜桂枝。傳寫者脫去「不」字耳。若既服桂枝湯，形似熱多寒少之瘧，日再發而無定候，但令營氣與衛氣和則一汗可愈。然必用桂枝二麻黃一湯者，則以營分之血熱，勝於衛分之水氣故也。

治病之法，愚者察同，智者察異。服桂枝湯大汗出，與上節同，而前證與桂枝湯如前法者，為其脈不洪大，且無煩渴之變證也。夫大汗之後，營陰苟略無耗損，則當外安靜而內潤澤。今乃心神煩冤，大渴引飲，則太陽寒水外盡，陽明燥氣內張，心營被灼，故大煩。胃液頓涸，故大渴。方用石膏、知母以除煩，生甘草、粳米加人參以止渴，而煩渴解矣，此白虎湯加人參之旨也。惟近世用人參多係種參，吉林人以硫水溉之，使易發生，每含溫性，似不如西洋參為適用，然西醫稱其能補胃液。北京產婦多服之，則竟用遼參，亦未為不合也。

此節為風寒兩感治法。中風之確證在發熱，傷寒之確證在惡寒。熱多寒少，則風重而寒輕，師於是用桂枝二以解肌，越婢一以解表，便當汗出而愈。設令寒多熱少，麻黃重於桂枝，不可言知，越婢之有石膏，又當在禁例矣。按「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句，當在熱多寒少下，今在節末，實為傳寫之誤。否則既云不可發汗，猶用此發汗之藥，有是理乎？若夫脈微弱而無陽，惡寒甚，則宜乾薑附子湯，不甚，亦宜芍藥甘草附子湯，此正可以意會者也。

服桂枝湯，汗從肌腠外泄，便當盡劑而愈。或服湯已，而汗出不徹，或因表汗未泄，而反下之，則水氣當停心下。水鬱於中，則陽冒於上，而頭項為之強痛。翕翕發熱而無汗者，停蓄之水，不能作汗故也。水停心下，則心下滿而微痛。水氣不行，故小便為之不利。方用芍藥、甘草以舒頭項之強急，生薑、大棗溫中而散寒，白朮、茯苓去水而降逆，但使水道下通，則水之停蓄者，得以舒泄，而標陽之鬱於頭項及表分者散矣。邪不陷於在背之經輸，故不用升提之葛根。水在心下而不在下焦，故不用豬苓、澤瀉。去桂枝者，則以本病當令水氣內消，不欲令陽氣外張故也。

自汗出，微惡寒為表陽虛。心煩，小便數，腳攣急為裏陰虛。蓋津液耗損，不能濡養筋脈之證也。表陽本虛，更發汗以亡其陽，故手足冷而厥。裏陰本虛，而更以桂枝發汗，傷其上潤之液，故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乃陽亡於外，中氣虛寒之象也，故但需甘草乾薑湯溫胃以復脾陽，而手足自溫，所以不用附子者，以四肢稟氣於脾，而不稟氣於腎也。其不用龍骨、牡蠣以定煩燥，吳茱萸湯以止吐逆者，為中脘氣和，外脫之陽氣，自能還入胃中也。此誤用桂枝湯後救逆第一方治，而以復中陽為急務者也。至於腳之攣急，則當另治。脾為統血之藏，而主四肢，血中溫度，以發汗散亡，不能達於上下，故手足厥。陽氣上逆，至於咽乾吐逆，則津液不降。血不濡於經脈，故腳攣急。師為作芍藥甘草湯，一以達營分，一以和脾陽，使脾陽動而營氣通，則血能養筋而腳伸矣。此誤用桂枝湯後救逆第二方治，以調達血分為主者也(芍藥通血之瘀，故婦入腹中疾痛用之，外證癰膿脹痛亦用之，可以識其效力矣)。至於胃氣不和，譫語，重發汗燒針亡陽，則於誤發汗，外歧出之證，治法又當別論。夫胃中水穀之液充牣，則潤下而入小腸。胃中之液，為發汗所傷，則燥實不行，壅而生熱。穢熱之氣，上衝於腦，則心神為之蒙蔽，而語言狂亂，則稍稍用調胃承氣以和之。若以發汗手足冷，燒針以助其陽氣，陽氣一亡再亡，不獨中陽虛，並腎陽亦虛，乃不得不用四逆湯矣（芍藥甘草湯，並腸癰之右足不伸者用之亦效。甲戌六月，於陸家根驗之）。

此節申明上節之義，示人治病之法，當辨緩急也。太陽中風，發熱汗出惡風，為桂枝湯證，惟腳攣急不類。按寒濕在下，則足脛痠疼，當用附子以溫腎，卻不知此證之自汗出為表陽虛，心煩、腳攣急為裏陰虛，更用桂枝發汗，則表陽更虛，而手足冷。汗出則裏陰更虛，由是津液不足而咽乾，血不養筋而拘急，胃中燥而譫語，但救逆當先其所急。手足厥冷，為胃中陽氣亡於發汗，不能達於四肢，故先用乾薑甘草湯以復中陽，而手足乃溫。脛拘急為血隨陽鬱，不能下濡筋脈，故用疏營分瘀滯之芍藥，合甘緩之甘草，使血得下行而濡筋脈，而兩腳乃伸。至如胃中燥熱而發譫語，則為穢濁上蒙於腦，一下而譫語即止，故治法最後。

太陽之氣，衛外之陽氣也，合營衛二氣為以為用者也。氣之化為水者，汗也，故稱太陽寒水。寒水者，裏氣為表寒所化，與病邪俱去之大轉機也（服麻黃湯後，所出之汗多冷，此為明證）。設寒水不能外泄為汗，鬱於經輸之內，為強為痛。陷於足陽明胃，下泄而為利，上泛而為嘔。故必用升提之品，將內陷之邪提出，然後太陽寒水，乃能從肌腠皮毛外泄而為汗，此葛根湯之作用也。獨怪近世庸工，於大熱之陽明府證，往往漫投葛根。夫清陽明之熱，自有白虎、承氣二方，安用此升提之品乎！元人張潔古妄以為陽明仙藥，並言邪未入陽明，不可輕用，不知桂枝加葛根湯及葛根湯二方，果為邪入陽明設乎！抑邪入陽明之後，可更用麻黃、桂枝以發皮毛肌腠之汗乎！李時珍本草猶采其說，真所謂大惑不解矣。按次節「自下利」，與首節「下陷經輸」同，故但用葛根湯本方以升提之，三節「不下利但嘔」，為水氣上逆，故加生半夏以抑之（仲師所謂「更納半夏以去水」是也），所謂同中求異也。又按太陽陽明合病，非太陽表證未罷，即見潮熱渴飲不大便譫語之謂，以太陽汗液不能暢行於表，反入於裏，與太陰之濕併居，水氣甚，則由胃入腸而成下利之證。水氣不甚，則滲入中脘，胃不能受而成不下利而嘔逆之證。不曰太陽與太陰合病，而曰與陽明合病者，一因下利由胃入腸，一因水氣入胃，胃不能受而病嘔逆，病機皆假道陽明，故謂與陽明合病也。

此節「醫反下之至表未解也」為一證，「喘而汗出者」又一證。太陽魄汗未盡，誤下者利不止，此與內陷之自利，略無差別。但仲師於此節鄭重分明，歷來為注釋家所誤，未能分析，致仲師立言本旨，如墮五里霧中，今特為分析言之。仲師曰：「脈促者表未解也。」表屬皮毛，皮毛未解，固不宜專用解肌之桂枝湯。脈促，即浮緊之變文。曰：「表未解」，則仍為葛根湯證，與上「自下利證」同法，不言可知。惟喘而汗出，則陽熱內盛，裏陰外泄，乃為葛根芩連湯證。其作用正在清熱而升陷，注家含糊讀過，妄謂喘而汗出，即上所謂表未解，夫豈有表未解而汗出者乎？

寒從表鬱，則裏熱無所發洩，迫而上衝於腦，即為頭痛。太陽穴最空虛，故受之最早。血熱與外寒抗拒，故發熱。表寒甚，則周身血液與水氣皆凝，故身疼。腰痛者，太陽寒水不得通於下焦也。一身骨節疼痛者，水氣不能外散，流入關節也。表寒故惡風，皮毛與肺氣俱閉，故無汗而喘。但病象雖多，要以開泄毛孔，使魄汗外達，為不二法門。但令肺氣外通，則諸恙不治自愈，此麻黃湯所以為傷寒之聖藥也。獨怪近人畏忌麻黃，徒以荊芥、防風、豆豉、牛蒡等味，敷衍病家，病家亦以其平易而樂用之，卒之愈疾之功不見。鳴呼！此醫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有寒水陷腸胃而下利者，有水氣積於心下，胃不能受，而嘔逆者，前文已詳言之矣。惟太陽之表寒未徹，陽熱內鬱，肺氣不宣，則上衝而喘。太陽水氣積於心下，胃不能受，則病胸滿。此證表寒為甚，不可妄下，下之必成結胸。但令毛孔開泄，胸膈間水氣，悉化為汗，而洩於皮外，則水氣盡而胸滿除，肺氣開而喘自定矣。此其所以宜麻黃湯也。

太陽病十日以去，則已經過七日之期，診其脈浮而細，則標陽已衰。嗜臥，則表熱已退。由躁而靜，其為太陽解後，不傳陽明可知。若水氣留於心下而見胸滿，水氣結於腎膀之上而見脅痛，則為太陽水氣內陷。故同一浮細之脈，水氣由少陽三焦牽涉寒水之藏府，則外仍未解。寒水之藏，屬足少陰，故脈細。此時雖無潮熱，而太陽水氣未盡，故仍宜小柴胡湯以解外。故脈但浮而不細者，水氣當在膈上，而但見胸滿之證，與上節麻湯證同，不定牽涉足少陰而並見脅痛，故不見少陰微細之脈，此當於無字處求之者也。

此二節表明大青龍湯證治，而並申言其禁忌也。蓋此方與桂枝二越婢一湯同意，但以杏仁易芍藥耳。前以發熱惡寒為發於陽，故雖「脈浮緊，身疼痛，不汗出」並同傷寒，仲師尤以中風名之，為其發於陽也。惟其風寒兩感，故合麻黃、桂枝二方，以期肌表兩解。惟其裏熱為表寒所壓，欲泄不得，因而煩燥不安，故加雞子大之石膏一枚。如是則汗液外泄，裏熱乘機迸出，乃不復內鬱而生煩燥矣。蓋表證為「發熱，惡寒，身疼痛」，裏證為「煩燥」，皆以不汗出為主要。一身之毛孔，受氣於肺，肺在人身，譬之發電總機，總機停止，則千百電機，為之牽掣而俱停。肺中一呼吸，毛孔亦一呼吸，今以風寒遏皮毛與肺，以致表裏俱病，故汗一出而發熱惡寒疼痛煩躁悉愈，是何異總電機發而光燄四出也。此首節用大青龍湯之義也。若夫脈浮緩，則其病在肌而不在表。氣疏故身不疼。寒濕冱於肌理，不能作汗外泄，故身重。乍有輕時者，此非外寒漸減，實為裏熱之將盛。肌裏為營血所居，與統血之脾相應，人之一身，惟血最熱，肌理不開，裏熱易熾，故亦宜大青龍湯發之，脾藏之伏寒積濕，悉化為汗，從皮毛外出，而裏熱自清。蓋即本論所謂「脈浮而緩，手足自溫，繫在太陰」之證，病機繫在太陰，而發於太陽之肌腠，故治法仍以太陽為標準。此次節用大青龍湯之義也。至如脈微弱，則裏陰虛，汗出惡風，則表陽又虛，更以發汗重傷其表陽，則為厥逆。裏陰虛者，水液本不足供發汗之用，而更用大青龍湯責汗於血，則血不足以養筋濡分肉，則裏陰重傷，必且筋惕而肉瞤。蓋脈微弱與脈微細者相近，汗出惡風，與惡風踡臥者亦相近，此正為太陰將傳少陰之候。合觀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可以知所宜忌矣。黃坤載補真武湯為救逆方治，確有見地。

痰飲之源，始於水氣，水氣之病，則起於傷寒。使寒沍皮毛，早服麻黃湯，一汗之後，表氣當從汗孔散出，惟其失時不治，寒水凝沍不出，因與脾藏之濕，合併而成飲。水氣在胃之上口，胃不能受，則為乾嘔、為欬、為喘。水氣下陷於十二指腸，則為利、為少腹滿。水氣阻隔，液不上承，則為渴。水合痰涎阻於上膈，則食入而噎。水和痰涎下走輸尿管中，沾滯而不得暢行，故小便不利。間或水氣上行，衝激肺藏而為微喘與欬，或營氣為水邪所鬱而生表熱。水氣上承喉舌，因而不渴。失時不治，即為痰飲，故小青龍湯為痰飲篇欬逆倚息之主方。但令太陽水氣得溫藥之助，作汗從毛孔外泄，則心下水邪既盡，津液不能獨存，故服湯已而渴者為欲解，但此條為不渴者言之耳。若陽氣為水邪隔塞，不得上至咽喉而渴，得小青龍湯溫化，必反不渴。以水氣作汗外泄，胃中津液，以無所阻隔而上承也（說見《金匱》苓甘五味薑辛湯條下）。

發端但言太陽病，原不能定其傷寒、中風。設傷寒發汗以後，猶見有汗惡風之象，即為外證未解。要其為病在肌腠，即與中風無別。按其脈浮而弱，浮為風邪外薄，弱則血分熱度太低，不能抵抗外邪，故亦宜桂枝湯，以助營分之熱，但令熱度略高，足以蒸化汗液，則餘邪悉從汗解而病愈矣。

前文喘家用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為酒客病言之也。酒客則傷脾與肺，固當加厚朴以燥脾藏之濕，杏仁以疏肺藏之氣，然究非正治，特酒客病未曾化熱者宜之耳，若已化熱，其勢將成肺癰。上節云：「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後節又云：「凡服桂枝湯嘔者，其後必吐膿血。」可見雖加厚朴、杏子，猶非所宜也。若本節太陽病下之微喘，此方乃為正治。蓋病在太陽，原有因誤下而成痞、成結胸者，若下後不見壞病，而但見微喘，則病氣猶在肺與皮毛。蓋傷寒表不解，原有水停心下而喘，宜小青龍湯者。但微喘而不兼欬，心下水氣甚微，可決為非小青龍證，此正與下後氣上衝可與桂枝湯同例。究其所以喘者，則以心下微有水氣，肺氣不宣之故，故於桂枝湯方中，加厚朴、杏仁以蠲微飲，而宣肺鬱，則汗一出而微喘定矣。此桂枝加厚朴杏子，所以為下後微喘之主方也。

此二節申言外證未解，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之例。太陽傷寒，始病則在皮毛，既而血熱與表寒戰勝，熱發汗出，便當痊可。其不愈者，則其病已在肌腠，桂枝湯其主方也。但病在肌腠，至於發熱汗出，其病已近陽明，間有渴飲汗出而熱不解者。設不明其病在肌腠，而以承氣下之，則肌腠凝沍之濕邪，既不能隨下而盡，而中氣一虛，反以牽掣其外出之路，故曰下之為逆。若夫先發汗不解，而見燥渴惡熱之陽明證，於是本先汗後下之例，復用承氣湯以下之。設外邪已解，直當一下而愈。無如病者尚見浮脈，浮脈在外，故傷寒則見浮緊，中風則見浮緩，所以別於裏證也。今病者反見浮脈，故不當一下而愈。所以然者，以其人雖有陽明裏證，風邪猶在肌腠，裏熱反為外邪所吸，雖用硝黃不得下行，故曰當先解外則愈。此正表解乃可攻裏之旨，非謂必無裏證，並非謂不可攻下也。不然，仲師但言解外即愈可矣。何必曰先解外乎。

太陽病而脈見浮緊，為傷寒本脈。無汗身疼痛，無論發熱與否，俱為傷寒本病。雖過經一二日，雖發熱而脈證未變，其為麻黃湯證，確然無可疑者。惟太陽傷寒，始病則起於皮毛，衛陽為表寒所困，水氣不能外達，因而無汗。肌肉中血熱與之相抗，血熱戰勝，因而發熱，但血分之熱度高低不等。設令血中熱度，僅足與表寒相抵，則服麻黃湯後，熱當隨汗而解。設血中熱度太高，雖服麻黃湯後，表證略輕，然以陽熱太甚之人，驟得麻黃升發之力，鬱熱必上衝於心而發煩，上衝於腦而目為之瞑，甚為顱骨為開，血從骨縫中溢出，從闕上下走鼻孔，是為衄，衄後其病方解。所以然者，血熱太勝，不能悉從皮毛散故也。至如血之熱度最高者，雖不服麻黃湯，亦能自衄而愈。所以然者，血與汗同源而異物，故奪血者不可發汗，瘡家不可發汗，有金創者不可發汗，以血去液少故也。近日醫家以血為紅汗，意即本此。

二陽並病，與上太陽陽明合病，同源而異證。故有太陽水氣未能作汗，外泄流入腸胃而成下利者，有因汗液不徹，水氣鬱於胃之上口而病嘔逆者。以水氣不盡，牽涉足陽明胃，故謂之合病。今以汗出不徹，轉屬陽明，其病亦由水氣內停，非胃中有燥屎邪熱上薰腦部，心神無所寄託而作譫語之證也，亦非大實滿痛。陽明支脈從腹下髀走伏兔者，牽掣右膝臏而不良於行也。雖續自汗出，不惡寒，時有陽明見象，但兼有「項背強，汗出，惡風」諸證，一經誤下，反傷在裏之陽氣，不能助之出表，即前文所謂「外證未解不可下，下之為逆也。」此證當以發汗為正治，但仲師言可小發汗，而不出方治，張隱庵以為桂枝麻黃各半湯，似亦未當。夫麻黃本為無汗惡寒而設，豈有「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而可用麻桂各半湯者，其必為桂枝加葛根無疑也（此為第一段）。設太陽標熱，欲泄不得，則必鬱而上浮，視病者之面，赤色漸次增加，則較之微汗出不惡寒者，證情殊異，治法正自不同。但需荊芥、防風、紫蘇、殭蟲、蟬衣等味，煎湯薰其頭面，陽氣之內鬱者，當從汗解（此為第二段）。又其甚者，發汗時僅得微汗，不足言汗出不徹。陽氣以毛孔閉塞，而拂鬱於皮毛及顏面者，一時未易發泄，本應用麻黃湯以發汗，濡滯而不敢用藥，則肌理營血之熱，為表寒所遏，熱度漸高，即見躁煩。太陽水氣與太陰之濕並居，陽熱外張而寒濕內鬱，至於不知痛處。足太陰主腹，亦主四肢，故寒濕時注腹部，時竄四肢，而痛處迄無定在。按之不可得者，以其流走而不見停蓄者也。皮毛不開，肺氣阻塞，故短氣。氣短者，臥即喘逆，故但坐不得眠。脾主肌肉，亦主血，今以水邪混於足太陰脾，固當用桂枝湯以助脾陽而增血熱，使在裏之濕邪，悉從肌理外散，則一汗而愈矣，所謂「更發汗則愈」也。以其脈濇，因知其肌理為濕邪所阻，而血熱不充，以肌理血熱不充，因知其不能解肌而汗出不徹，此其所以宜桂枝湯也（此為第三段）。須知汗出不徹而轉屬陽明，與胃中燥熱者迥殊，皆不當急於攻下。此節雖曰「二陽並病」，治法則仍以太陽為主也。

脈浮數為有熱，證屬標陽，實即肌腠血熱外抗，所謂「法當汗而愈」。已經發汗者，即後文所謂「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之證也。未經發汗者，即後文「脈浮而數，宜麻黃湯」之證也。若經誤下之後，肌肉無陽氣而見身重，營血虛而見心悸，此正與「亡血家不可發汗」、「失精家不可發汗」同例。此證陽浮而陰弱，不可急治，當俟其陰氣漸復，得與陽和，乃能汗出而愈。尺中脈微，胞中血虛之徵，故曰裏虛也。此麻黃、桂枝二湯證，因表實裏虛，津液不和，而不能發汗者也。

脈浮緊，為寒束於表，而血熱內抗。法當身疼痛者，則以寒傷肌肉之故。此傷寒之脈證，宜麻黃湯以汗之者也。然尺中脈遲，與前條尺中脈微正同。尺中主下焦，亦為胞中血少而不當發汗，此亦在「奪血者不可發汗」之例。此麻黃湯證，因營氣不足，而不可發汗者也。

此節為裏氣不虛者言之，故一見「無汗，身疼痛」之證，無論脈浮及脈浮數者，皆可用麻黃湯以發之。與下後「身重，心悸，脈浮數而尺中微」，及未經誤下而「尺中遲」者，固自不同也。

此二節為病後餘邪不徹，營氣弱，而不能與衛氣相接言之。蓋即《金匱》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也。自汗出為營氣和，「和」之為言「平」也，血分中熱度不高之說也。血分熱度不高，而病後餘濕，尚凝沍肌理，不能達於毛孔之外，故力弱而不能與衛氣相接。營氣行於肌肉，由動脈而外出孫絡，故曰營行脈中。衛氣由六府淋巴管直達皮毛，不在孫絡之內，故曰衛行脈外。衛氣自強，故毛孔開而自汗。營氣自弱，故腠理凝沍之濕不能直達毛孔，與淋巴管中排泄之廢料同出而俱散，故汗出而病不愈。要惟用辛甘發散之桂枝湯，以助肌理之血熱，但令血熱與出表之水氣同化，則營衛和而病自愈矣。此病後但見自汗，如寒無寒，如熱非熱，病見於營陰之弱，以陽法救之治也。至如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其病亦由營分之弱。曰「衛氣不和」者，為其淋巴管中水液，自行排泄於毛孔之外，而血分熱度太低，不能排泄肌腠留戀之濕邪，兩者不相和，故營分久鬱而時發表熱，但用桂枝湯於未發熱之時，則血中熱度增高，使肌肉中餘濕一時蒸化成汗，與在表之水氣合併而出，則營氣與衛氣混合為一，而病自愈矣。此病後兼見發熱自汗，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病見於營陰之弱，以陽法救之者也。向與門人王慎軒論《金匱》百合病仲師所處七方，皆在發於陽者以陰法救之之例，而於發於陰者以陽法救之，篇中闕而不備，慎軒以為此二條足以當之，頗為近理。仲師所以不列於百合病者，或以不用百合之故，且欲留其不盡之旨，使人於無字處求之也。

傷寒為病，脈浮緊無汗，為一定不易之病理。麻黃湯一方，亦為一定不易之治法。但陽氣太重之人，有服麻黃湯後以衄解者，亦有不待服麻黃湯而以衄解者。似不發汗而致衄，病當從衄解矣。乃自衄之後，脈之緊如故，發熱惡寒無汗亦如故，此麻黃湯證不為衄解而仍宜麻黃湯者，與營虛不可發汗之證，固未可同日語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已及再經之期，病邪將傳陽明。六七日不大便而見頭痛發熱，則已見陽明之證，但陽明頭痛與太陽異，太陽之頭痛，在額旁太陽穴，陽明頭痛在闕上（兩眉間曰闕，屬陽明）。病傳陽明，故闕上痛，痛則可與承氣湯。惟大腸燥熱，必蘊蒸輸尿管及膀胱，而小便赤痛，若小便清者，則腸中無熱，病邪尚在皮毛，便當用麻黃湯以發皮毛之汗。以病在肺與皮毛，太陽寒水用事，故小便清也。若太陽標熱太盛，上衝於腦，則闕上或連太陽穴痛，顱骨之縫，以得熱而開，必將血流鼻孔而成衄，故頭痛者必衄。所以然者，以腠理不開而鬱熱上冒也。用桂枝湯以發肌理之汗，則汗一出而衄自止矣。

傷寒初病為麻黃湯證，發汗已，則其病當愈。乃半日許忽然煩熱，此非邪傳陽明，正以肌腠餘邪，未能盡隨汗解，或由毛孔大開，外風襲於肌理故也。故宜桂枝湯以發之。

此節言誤治亡津液者，當俟其自愈，以見庸工滋陰伐陽之不可為訓也。蓋陰液之生，根於陽氣，若蒸氣然，必俟爐中熾炭，釜甑寒水乃得化氣上行。設爐中無火，僅恃無陽之寒水，則生氣索然矣。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皆能耗損其津液，但此為藥誤，而非人體中燥熱所致，故必靜以養之。但得「身有微汗，口中不燥」，即為陰陽自和，而病當自愈。若急於養陰，而妄投生地、石斛、西洋參、麥冬之類，陽氣被遏，濕痰滋生，病乃蔓延而不可治矣。

凡病大下後，則腸胃中淋巴管中乳糜必少，加之以發汗，更竭其皮毛肌腠之水液，因致小便不利。庸工不知病之出於汗下，一見小便不利，更用五苓散、豬苓湯以利之，重傷其津液，此病之所以不愈也。蓋此證當靜俟其小便自利，而不當急治，意與上節略同，所謂「以不治治之」也。

下後則亡其裏陰，復發汗則亡其表陽，陰陽兩虛，則必背毛懍然，甚至惡寒而蜷臥。按其脈必微細，內外俱虛，病乃延入少陰，此為四逆湯證，可於言外領取之。

此節為汗下後虛陽外越之證，與下「婦人傷寒，經水適來」之證，適得其反。陰血實則其病在營，營氣夜行於陽，故「晝日明了，夜則譫語，如見鬼狀」。陽氣虛，則其病在衛，衛氣晝行於陽，虛陽隨之俱出，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陰實者泄其熱，陽虛者溫其寒，但按其證情，不嘔不渴，則內無實熱可知。身無大熱，其為虛熱又可知。脈沉而微，則少陰虛寒，孤陽不歸其根也。故宜乾薑附子湯，以溫寒水之藏，但令蒸氣漸復，虛陽得所依附，乃不至蕩而無歸，而煩躁自愈矣。

傷寒身疼痛，以寒邪由表及肌，傷其孫絡，血絡不通之故，故但須麻黃湯發汗，肌表通徹而疼痛自止。至如發汗後之疼痛，則其病專屬肌腠，汗液發泄，血液加少，分肉中孫絡乃凝滯而不通，所謂「不通則痛」也。試觀癰疽之發，見於何部分，即痛在何部分，此無他，血絡不通故也。又如趺打損傷，傷在何處，即痛在何處，亦血絡不通故也。夫脈，尺中遲為營氣不足，為血少，前於「脈浮緊，法當身疼痛」條下，既詳言之。今乃脈見沉遲，其為汗後營氣不足及血少，確為信而有徵。但前條既云不可發汗矣，今乃用桂枝人參新加湯，得毋犯發汗之禁乎。不知未發汗時，禁其發汗，懼傷陰也。既發汗而疼痛，又不可不稍發汗以和之，為業經傷陰而救正之也。譬之安靜無事，則無寧不生事，既生事則當務息事。新加湯方，惟桂枝、甘草、大棗，劑量同桂枝湯，蓋桂枝湯原方本為宣發脾陽而設，今加人參以增胃液，胃主肌肉，脾亦主肌肉，但使胃液內生，脾陽外散，更倍通瘀之芍藥，散寒之生薑，引在內之津液，貫輸孫絡而略無阻礙，則肌肉之疼痛可愈矣（癰疽疼痛重用赤芍者，意與此同，蓋必孫絡通而疼痛方止也）。

發汗後，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與桂枝湯以發汗，此為皮毛開而肌理閉塞者言之也。今乃云「不可更行桂枝湯」，得毋自相刺謬乎？曰：「否。」蓋發汗之後，汗已中止，外證乃在，故乃宜桂枝湯以解外。若服麻黃湯後，汗出而喘，豈有更行桂枝湯之理，此本無待煩言者，仲師言此，特欲辨發汗後更見何證耳。使汗出而喘，壯熱不解，則為胃熱上衝肺部而喘，病邪已屬陽明，直可決為白虎湯證，惟其身無大熱而喘，仍為肺氣不宣，故宜麻杏石甘湯。麻黃湯去桂枝以疏達肺氣，加石膏以清裏熱，則表裏和而喘定矣。

水氣淩心為悸，《傷寒》《金匱》之通例也。發汗過多，虛其心陽，水氣乘虛上僭，則心下悸欲得按。若於發汗之後，虛陽上吸，牽引水邪上僭，臍下悸欲作奔豚，病雖不同，其為水邪上僭則一，故心下悸欲得按，則用桂枝甘草湯。臍下悸欲作奔豚，則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皆所以培養脾胃而厚其堤防，使水氣不得上竄，但此二方，皆為汗後正虛救逆之法，而非正治，是故《金匱‧痰飲篇》「心下痞，膈間有水氣，眩悸者，則宜小半夏加茯苓湯。」「臍下悸，吐涎沫，顛眩者，為有水，則宜五苓散。」直折其水氣而使之下行，病根已拔，更無須甘溫補中，此虛實之辨也（心動悸則用炙甘草湯，此證心下悸，甘草亦當炙）。

發汗之傷血、傷津液，前文屢言之矣，但傷血、傷津液，其病在標，標病而本不病，故仲師不出方治，而俟其自愈。至於發汗後腹脹滿，傷及統血之脾藏，其病在本，此即俗所謂「脾虛氣脹」也。脾虛則生濕，故用厚朴、生薑、半夏以去濕。脾虛則氣不和，故用甘草以和中。脾虛則津液不濡，故用人參以滋液（西醫謂人參能滋胃液，然北京婦人產後，多有三朝以後即服吉林參，眠食俱安，可見胃為生血之源，補胃即所以補血也）。則水濕下去，中氣和而血液生，汗後之腹脹自愈矣。

苓桂朮甘為痰飲主方，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為水氣淩心，此與痰飲篇「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者，其病正同。惟「發汗動經，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即後文真武湯證。蓋發汗陽氣外泄，水氣乘虛而上，則為頭眩。陽氣散亡，氣血兩虛，故氣微力弱，不能自持，而振振動搖，若欲傾仆者然。然則本條「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當在「頭眩」之下，「發汗動經，身為振振搖者」下，當是脫去「真武湯主之」五字，蓋汗出陽亡，正須附子以收之也。況脈之沉緊，正為腎氣虛寒乎。此與後兩條用附子同例。張隱庵乃謂「振振搖為中胃虛微，振振欲擗地為心腎兩虛」，不知何所依據而強分二也。

發汗病不解，未可定為何證也。「汗大出，惡熱」，則為白虎湯證。外證不解，汗出惡風，則仍宜發汗，為桂枝湯證。若反惡寒者，則為營氣不足，血分中熱度太低，不能溫分肉而濡皮毛，故反惡寒。芍藥甘草湯，在誤服陽旦湯條下，原為血不養筋，兩腳攣急，疏導營血下行之方治。今微絲血管中血熱不充，至於不能抵禦外寒，故用芍藥、甘草以疏達營血，使得充滿於微絲血管中，更加熟附子一枚以助之，使血分中熱度增高，而惡寒之證自愈。

發汗，若下後，病仍不解，津液之不足，要為理所必至。使津液不足而胃中燥熱，是必渴欲飲冷而為白虎湯證。惟胃液燥於中，水氣寒於下，絕無蒸氣以相濟，則胃中燥氣，上薄心藏，而厭聞人聲，畏見生客，時怒小兒啼哭，或忽喜觀覽書籍，不數行輒棄去，是之謂煩。陽氣在上，下焦水液不能與之相接，謂之火水未濟。水不得陽熱蒸化則不溫，不溫則陽熱獨抗於上，此時欲臥不得，欲坐不得，欲行不得，反覆顛倒，頃刻間屢遷其所，而手足不得暫停，是之謂躁。此時用茯苓、人參增胃液以濡上燥，合四逆湯以溫下寒，而發其蒸氣，使蒸氣與胃液相接，則水火既濟而煩躁愈矣。愚按煩躁不定，係少陰陰虛，陽氣外浮，故煩躁，此與上文「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者，並責之虛。但前證陰虛不甚，故不用人參，而但用乾薑附子湯，此證陰虛太甚，故用人參，為小異耳。

此節借上乾薑附子、桂枝甘草湯證，以見調胃承氣湯證惡寒與熱之絕不相類也。汗後惡寒為虛，惡熱為實，虛寒者當溫，實熱者當瀉，此意最為平近，初學者能辨之。

發汗後，大汗出，則胃中津液必少，故有胃實惡熱而宜調胃承氣湯者。若但見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則僅為胃中乾燥，而非胃中之實，故但須稍稍飲之以水，而胃中自和，煩躁自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則為大汗之後，浮陽張發於外，輸尿管中水氣被吸，不得下行，如是則宜五苓散以利小便，但使水道下通，而陽氣得以還入胃中，和其入胃之水飲，而消渴自愈。此正與痰飲心下有水氣而渴，服乾薑、細辛而反不消渴者同例。方治後「多飲暖水，汗出愈」七字，與本證不合，或傳寫之誤也。

發汗汗出，淋巴管中水液，隨陽氣盡發於外，故有脈浮數而煩渴者，亦有不待發汗，汗出而渴者。自非引水下行，則在表之水液，必不能還入胃中，故皆宜五苓散。若汗出而不渴，則胸中陽氣，尚不為水邪所遏，而津液猶能還入胃中，故但用茯苓甘草湯，使肌理中營氣與皮毛之衛氣相接，而其汗自止。蓋此證汗出，亦由營弱衛強，與病常自汗出用桂枝湯略同，故處方亦略同桂枝湯也。

中風證發於陽，血分熱度本高，故未有不發熱者。「六七日」，則已過六日一候之期。「不解而煩，有表裏證」，則已由太陽而傳陽明，故有渴欲飲水之證。然「水入則吐」，則水氣內阻，津液不生，非由胃中燥熱所致，故名水逆。水逆者，下流壅塞也，故必利其水，然後陽氣始得外散，不復如從前鬱熱之不解矣。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其為心下悸，不問可知，蓋發汗過多，原自有虛其心陽，水氣淩心，心下悸而欲得按者，即上所謂「桂枝甘草湯證」也。師因教令欬者，蓋欲辨其水氣之虛實。假令欬而吐涎沫，即為水氣實，則直可決為小半夏加茯苓湯證。病者置之不答，則其為耳聾無疑。蓋發汗後，虛陽上出於腦，兩耳氣閉，故聾。此非於桂枝甘草本方中，重用龍骨、牡蠣，以降浮陽，聾必不治，而心下之水氣為虛，正可不治自愈矣。

肺中一呼吸，皮毛亦一呼吸。發汗後，肺與皮毛，俱為陽熱張發，是必有燥渴惡熱之表證，使病家不知為標陽，而誤為裏熱，於是渴而飲冷，則陽熱遏入肺藏而為喘。惡熱而灌以冷水，則陽熱之在皮毛者，亦以被遏入肺藏而為喘。水氣外加，標熱反入於裏，是與發汗後汗出而喘同例，當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一以開肺與皮毛，一以清內陷之標熱，而喘自定矣。

發汗後陽氣外浮，不能消水，水入則吐，要惟大小半夏湯，足以降逆而和胃。若胃中虛寒，則乾薑甘草湯、吳茱萸湯皆可用之。此證忌更發汗，要無庸議。發汗則水氣隨陽熱而張發於上，吸胃中水液俱上，傾吐而不可止，此理可通者也。若淋巴管中水液既傷於汗，又傷於吐，陽氣獨張於上，而水液內亡，豈有反病下利不止之理。蓋下利一證，必水濕有餘之證也。然則此「下」字必傳寫之誤，當訂正之，毋以必不可通之說，貽仲師累。

發汗吐下後，津液消耗，在表之浮陽不收，在裏之餘熱不去，則鬱結而生虛煩，甚則眠不得安，心中懊喪，不能自言其所苦。然究為病後餘邪，故開表發汗，不待麻黃、桂枝，但用香豉已足。清裏不待葛根、芩、連，但用梔子已足。則表裏餘邪並去而虛煩愈矣。若夫無氣則加甘草，嘔則加生薑，其所以無氣，所以嘔者，正需研核而始見。四肢肌肉俱稟氣於胃，胃中少氣，則四肢為之無力，一身肌肉為之重滯，所謂無氣以動也。其病皆由汗吐下後，胃氣空虛，故於解表清裏外，佐以補中之甘草。胃中胆汁上逆則嘔，濕邪入胃，胃不能受，則亦嘔。此證之嘔，要以汗吐下後，胃中虛寒，故於解表清裏外，加生薑以散其微寒，而其嘔亦止矣。

吐下後而煩熱，與大下後身熱不去同，皆因液虛之後，津液不能外出皮毛，標熱留而不去也。蓋在外之標陽，以汗液和之則散，然液虧之人，又不能用發散峻劑，故但用香豉而已足。津液內亡，是生裏熱，於是氣壅上膈，則胸中窒，甚則心中熱，但病後餘熱，與實熱不同，故但用生梔子十四枚而已足。在表者散而去之，在高者引而下之，而病後之餘邪自解矣。

以上二節，皆為病後有表裏證言之也。若但有裏證而不兼表證，香豉之發散，要在必去之例。但裏證各有不同，借如「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則為濕熱餘邪留於腸胃，鬱熱上薄心藏，則心煩。濕與熱壅阻於腹部，欲下行而不得，故臥起不安。方用梔子以降之，厚朴以燥之，枳實以通之，則大便通而上煩下滿除。又如以丸藥大下後，身熱不去而微煩，則未下之先，原有表熱，表熱不為下後而減，加之以心煩，一似實熱在裏，當用涼解者（如白虎湯、葛根芩連湯、竹葉石膏湯之類皆是）。不知下為大下，脾陽必以下陷而虛寒，浮熱之在表者，既不得脾津以相接，而為之和洽，故用乾薑。蓋所以溫脾而生津，若蒸氣四出者然，使得和表也。虛陽張於上，而心為之煩，故用生梔子以降之，蓋所以定心氣而抑虛煩也。此又腸胃無濕熱之治法也。

梔子味苦而主泄，能使脾濕下陷，故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今人動以梔豉湯為吐劑，夫探吐之劑，當從口出，豈有反能下瀉者，其謬一。第一節言汗吐下後之餘邪，豈有吐後虛煩而更吐之理，其謬二。況嘔逆者，加生薑以止之，豈有吐劑而反能止嘔者，其謬三。蓋舊本方治後，有「得吐止後服」五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張隱庵本刪之，具見特識，為標出之。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太陽為寒水之經，外主皮毛，內統上中二焦（西醫謂之淋巴管，為水液所出）。少陰為寒水之藏，膀胱為寒水之府，屬下焦（西醫謂之尿管，又名淋巴系統，為水道所自出）。發汗不解，則少陰腎氣為浮陽所吸，水氣淩心，故心下悸。水在心下，故陽不歸根而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上實下虛，故痿弱不支，諺所謂頭重腳輕也。此為表汗太過，少陰上逆之證，故非用炮附子一枚，溫其腎氣，使三焦水液，化蒸氣外出皮毛，上及頭目，不足以收散亡之陽，非利水之茯苓、白朮，不足以遏心下之水，非芍藥、生薑，疏營之瘀而發其汗液，不足以殺其水氣。此太陽篇用真武湯之義也。少陰病情，與此相反，所以同一方治者，詳少陰篇中。

咽喉為肺胃之門戶，肺主皮毛而胃主肌肉。汗之自內出者，一由肺氣外泄出之皮毛，一由脾輸胃中水穀之液出之肌理。咽喉乾燥，則肺胃精液，本自虧損，一經發汗，淋巴管中乳糜盡涸，其燥益不可支，甚則肺熱葉焦，而成痿躄，不甚則唇口焦黑而譫語，此不可發汗之由於肺胃液虧者也。高士宗乃謂：「心系入肺上挾咽，咽乾而燥，為心血虛。腎脈入肺中循喉嚨，喉乾為腎虛，心腎精血皆虛，故不可發汗。」吾不信咽喉之滋溉，果恃此心腎二脈乎，抑猶重恃肺胃之液乎！究之愈精微，則愈迂遠不切。學者誤從其說，則終身迷罔矣。

凡津液虧耗之人，強責其汗，陽氣外張，必動其血。風溫火劫發汗，微發黃色，此即津液不足，借血液為汗，血色外見之明證。淋家陰液日損，萬難供作汗之用，強責其汗，必由寒水府藏牽動胞中血海。是故全體液虧而責其汗，則肌理之血液外泄而發黃。下部液虧而責其汗，則胞中血傷而見便血。要其為液虧，不能作汗，則一也。

傷寒為病，甚者寒從皮毛直入，凝沍肌肉，一身肌肉，為之疼痛，非用大劑麻黃湯興發血中之熱度，則疼痛不止。惟瘡家膿血太多，不能再行發汗，發汗則肌肉中營血不足以資營養，筋脈剛燥而為痙，故雖身疼痛，止宜薰洗而不當發汗。蓋薰洗從外治，自能得微汗而解（薰洗之方，可用紫蘇、乾薑、烏頭、紅花、桂枝、赤芍）。

傷寒入於營分，始見發熱，初犯皮毛，固無熱也。但皮毛不開，血分熱度增高，不能從毛孔泄，則上衝於腦，顱骨受陽熱薰灼，則骨縫開而腦中血出，由闕上下走鼻孔，是為衄，此不發汗而致衄者，所以發其汗則愈也。若夫衄家，則未病時已屢見衄，不因失表而見，與不發汗而致衄者不同，故與淋家瘡家，並有發汗之戒。「脈緊急」者，陽氣以發汗而愈張。「目直視，不能眴」，津液亡而目系燥也（此與溫病誤下直視同）。惟「額上陷」三字，殊不可通。額上顱骨覆冒處，不似無骨之處，易於下陷，豈有病衄之人，一汗而陷之理。愚按「上」字為「旁」字之誤，指兩太陽穴，嘗見久病勞瘵之人，形脫肉削，兩太陽穴下陷不起，年老之人，氣血兩虛者亦然。則夫衄家發汗，一虛再虛，宜其形脫肉削而額旁陷也（余治《金匱》知「額」字為「顴」之誤，蓋顴上即太陽穴也）。

人之一身，惟血最熱，少年血盛則耐寒，老年血衰則畏寒，孟子言五十非帛不暖者，血虛故也。婦人血敗，雖當盛暑亦必寒戰，此其明驗也。故無論吐血、衄血、便血，及婦人崩漏，其體必屬虛寒。至如亡血而身熱，則裏陰不能抱陽，陽蕩而無歸矣。至是更用涼血之藥，十不活一。所以然者，為其陰中之陽氣，一戕於亡血，再戕於涼藥故也。明乎此，乃可與言亡血家之不可發汗。夫亡血家，血中陽熱，雖暴經摧抑，表陽尤未虛也（按華氏寒暑表九十五度，謂之血溫）。若更發汗，外則虛其表陽，內則重傷其血之溫度，有不寒慄而振乎。空室無人居，炎夏生晝寒，由其動氣少而中陽虛也。予嘗治宋姓婦人血崩，惡寒蒙被而臥，用大熟地四兩，生潞參三兩，陳皮五錢，一劑手足溫，二劑血崩止。初未當用附、桂之屬，蓋血分充則陽氣自復，意寒慄而振者，亦當如是耳（予亡友丁甘仁常用附子理中湯以治血證，非深明此理者，不足與言亡血之治法也）。

汗家，非中風有汗之證。中風之證，當云風家。汗家云者，以陽明多汗言之也。陽明有餘之證，復發汗以劫胃中之液，則胃中燥氣上薄於腦，而心神為之不寧。按人之思索事理，必仰其首，或至出神而呼之不應。心神有所專注，凝定而不散也。若胃中燥熱上薄，則心神所寄欲靜而不得，於是恍惚心亂，遂發譫語，則論中「恍惚心亂」四字，直以譫語當之，所謂胃中水竭，必發譫語也。後文又云：「小便已陰疼。」蓋汗後，重發汗必大腸燥實，燥氣薰灼於前陰，故小便短赤而陰疼，此為大承氣的證，予親驗者屢矣。後文宜「禹餘糧丸」五字，實為下利證脫文，與本篇利在下焦，用赤石脂禹餘糧湯同例，不知者誤移於此（藥為止澀之藥，喻嘉言常用之以治下利）。歷來注家，強作解人，不可從。

文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師但言病人有寒，而不言寒之所在，然即繼之曰：「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可知寒邪即在胃中，非用乾薑以溫之，反用桂枝湯劫其汗，致胃中之胰液饞涎，並胃底消穀之胆汁，一泄無餘。由是胃中虛冷，蚘乃不安而上竄，《金匱》所謂「藏寒」，此即證也。主治者為烏梅丸，雖有黃連、黃柏之苦寒，方中溫胃之藥，居其太半。所禁為生冷滑臭，其為胃中虛寒，灼然無疑。獨怪編《醫宗金鑒》者，何所見而必改此非藏寒也。又按胃中熱度，甚於熾炭，水飲入胃，即從淋巴細管中化氣，四散而出。惟熱度漸低，乃病留飲，濕之所聚，蟲病乃作，飲家所以多嘔也。此為胃中虛冷後蔓延之證，學者不可不知。

傷寒成例，先解其表，而後攻其裏。所以然者，為其水液未盡而遽下之，不病結胸，必有利下不止之變也。至於溫病，有時與傷寒相反，太陽未解，腸胃已化熱化燥，若更先行發汗，表裏燥熱，甚有燔灼而死者，故吳又可《溫疫論》，以大承氣為第一主方。吾亡友丁甘仁稱其得仲景遺意，即此節言之。蓋溫病本當先下，而先發其汗為逆，先下之反不為逆也。此傷寒、溫病論治之不同也。

傷寒下後，續得下利清穀，此本太陽表證誤下，本氣之寒陷入腸胃之證也。太陽傷寒，身必疼痛，以寒傷皮毛肌腠，津液凝沍，血絡不通之故。蓋即上節「本發汗而醫反下之」之證也。但既經誤下，表證仍在，裏證復起，法當先救其裏而後救其表。所以然者，一因裏寒下陷，有生命之虞。一因水氣在下，雖經發汗，汗必牽制而不出，又恐一汗而陰陽離決，將有虛脫之變也。若但身疼痛而絕無裏證，自當以解表祛寒為急，而絕無可疑，此皆初學之人，不待煩言而自解者。惟體痛為傷寒的證，他病所無，故「身疼痛，腰痛，骨節疼痛，麻黃湯主之。」「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師雖未出方治，其為麻黃湯證，決然無疑。《金匱．痙濕暍篇》云：「風濕相摶，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又云：「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又云：「病者一身盡痛，日晡所劇者，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則身疼痛之當用麻黃，已可類推。況本論又云：「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則身疼痛而急當救表之證，身必無汗，脈必浮緊，桂枝湯正在禁例，何得反云宜桂枝湯，故知仲景原文，必云救表宜麻黃湯（厥陰篇與此同）。學者讀仲景書，不觀其通，一切望文生訓，一旦用之失當，反令活人方治，不能取信於病家，此真與於不仁之甚也。

病發熱頭痛，其病在表，則其脈當浮，而脈反見沉，則表證當減，為血分之熱度漸低，而表熱當除，頭痛當愈也，此理之可通也。惟後文所云：「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則大誤矣。夫身體疼痛為麻黃湯證，即上節所謂急當救表者，豈有病表而反救其裏之理。愚按「身體疼痛」四字，實為「腹中疼痛」之誤。寒邪入腹，故脈沉，如此乃與「宜四逆湯」四字密合無間。自來注家遇此等大疑竇，猶復望文生訓，坐令仲師醫學失傳，可歎也。

太陽病本不應下，先行誤下，裏氣先虛，因復發汗，表氣再虛，然下後之發汗，水氣業經下陷，有所牽制，雖發汗而汗必不暢。於是陽氣不得暢行於表，而鬱冒於上，必待汗液大泄，而鬱冒始解。所以然者，皮毛既開，陽氣之鬱冒於上者，始得散佈而出也。故治病之要，病在表者當先解表，表解後見裏未和，然後用承氣湯以下之。若清便自調者，則一汗可愈，無容再議攻下矣。

師言太陽病未解，初未嘗言欲解也。脈陰陽俱停不可通，「停」實「微」字之誤，玩下文但陽脈微，但陰脈微兩層，其誤自見。按脈法云：「脈微而解者，必大汗出。」又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為本虛，當戰而汗出也。」浮緊為太陽本脈，芤則為營氣微，微則血中熱度不高，陽熱為表寒所鬱，不能外達，必待正與邪爭而見寒戰，乃能汗出而愈。「脈陰陽俱微」者，氣血俱微，即脈法所謂本虛也。至如「但陽脈微者」，陰液充足，易於蒸化成汗，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津液不足，中脘易於化燥，故下之而解也。張隱庵不知「停」字為「微」字之誤，漫以「均」字釋之，並謂表裏之氣和平。不知正氣內微，勉與表寒相抗，至於振慄，然後發熱汗出而解，一似瘧發之狀，其表裏之不和平，顯然可見，則張注不可通也。脈法又云：「脈大而浮數，故知不戰，汗出而愈。」所以然者，以陽氣本旺，表寒不能相遏，故能不待寒戰，自然汗出而解。此正與陰陽俱微相反，病之當戰汗出而解，與不待戰而自汗解者，可以得其標準矣。

邪風，即飲酒當風，汗出當風所受之風邪。邪乘皮毛之開，內襲肌理，肌理閉塞，而孫絡中血熱與之相抗，因而發熱。血熱內蒸，皮毛不閉，故汗常出，此即太陽中風之本病。此節所謂「營弱衛強」者，即肌理不開，皮毛獨疏之謂，非於中風之外，別有所謂邪風也。又按脾為統血之藏，外主肌肉，肌理為孫絡叢集之處，而為裏陰從出之道路，故謂之營，西醫所謂微絲血管也。惟其營弱，故裏汗閉而不出，惟其衛強，故表汗獨泄也。

從來治傷寒者，凡見小柴胡證，莫不以「少陽」二字了之。試問所謂少陽者，手少陽乎，抑足少陽乎。竊恐仲師而後無有能言之者，此正中醫不治之痼疾，貽笑於外人者也。吾謂此當屬手少陽三焦。手少陽三焦，唐容川概謂之網油，非也。《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如霧者，淋巴管中水液排泄而出，已化為氣，未受鼻竅冷空氣者也。如漚者，淋巴管中始行排泄之水液，含有動氣者也。如瀆云者，即腎與膀胱之淋巴系統，西醫直謂之輸尿管。水由腎藏直接膀胱而外泄，故《內經》謂之「決瀆之官」。蓋太陽之脈，夾脊抵腰中，而三焦直為太陽寒水之徑隧，如瀆之下焦，即從腰中下泄太陽之府，此可見太陽之病關於少陽者，三焦為之主也。本節所列證象，全係夾濕。太陽汗液，不能透發留著皮裏膜外，濕甚則生表寒，血熱內亢是生表熱，故其病為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氣為濕阻。柴胡以散表寒，黃芩以清裏熱，濕甚生痰則胸脅滿，故用生薑、生半夏以除之。中氣虛則不欲飲食，故用人參、炙甘草、大棗以和之，此小柴胡湯之大旨也。「胸中煩而不嘔」，是濕已化熱，故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以消胃中宿食，而濕熱清矣。若渴者，津液少也，故去半夏加人參、栝蔞根以潤之。腹中痛則寒濕流入太陰而營分鬱，故去苦寒之黃芩，加疏達血分之芍藥以和之。脅下痞硬，下焦不通而水逆行也，故去滋膩之大棗，用牡蠣以降之。心下悸小便不利，是為水氣淩心，故去黃芩，加茯苓以泄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內有濕而表陽不達也，故去人參，加桂枝以汗之。欬者，濕勝將成留飲也，故去人參、大棗之培補，加五味、乾薑以蠲飲。

太陽部分，為肌表兩層，表氣統於手太陰肺，衛氣所從出也。肌腠統於足太陰脾，營氣所從出也。營衛兩傷，不獨表氣不固，肌理亦不密，病邪直薄太陽陷於脅下。脅下者，寒水之藏所居也。正氣從裏出表，與外邪相抗，邪氣勝，則生表寒，正氣勝，則生表熱。休作有時之由，古未有能言其意者，蓋病雖起於營衛兩虛，惟兩虛之中，必有一勝。設衛氣差勝，則衛氣出與邪爭而作於晝，以衛氣晝行於陽也。設營氣差勝，而衛陽虛，則營氣出與邪爭而作於夜，以營氣夜行於陽也。正氣歷若干時而勝，即歷若干時而休，此休作有時之確證也。嘗見病瘧之人，休作日早則易愈，日晏則難愈，蓋以發於清晨，衛陽強盛，發於日晡，衛陽日消故也。所以默默不欲飲食者，消水之力，氣為主，氣盡則肺不能肅降，而水之上源渟，渟則不渴。消穀之力，脾為主，血弱則脾不能健運，而消穀之力微，微則不飢。水與宿食俱停，故不欲飲食。至於「藏府相連」數語，尤為解人難索，吾直以為藏即腎藏，寒水之藏也。府即膀胱，寒水之府也。藏府相連，為下焦決瀆之道路，即西醫所謂「輸尿管」，《內經》所謂「水道出焉」者是也。蓋腎與膀胱，以二輸尿管相連屬，故仲師謂之「藏府相連，邪正相摶，結於脅下」，適當太陽寒水藏府相連之處。下焦決瀆，阻而不行，於是脅下之痛，下連少腹。太陽標陽吸於上，下焦水道阻於下，遂至倒行逆施而成嘔。且痛之為義，本為邪正相持，水擁腎與膀胱，而痛連一藏一府，究其實則為下焦不通，《內經》所謂「不通則痛」也。至若方之所以用柴胡者，柴胡發表寒也，黃芩清上熱也，此為寒熱往來設也。人參所以滋肺陰，以其主氣也。大棗、甘草所以助脾陽，以其統血也，此為血弱氣盡設也。生薑以安胃，則不嘔。生半夏以去水，則一藏一府之痛消，而以外無餘事矣。惟服小柴胡湯而渴，則證屬陽明白虎承氣，隨證酌用可也。

得病六七日，當是論列小柴胡湯證，兼及不宜小柴胡湯證。所恨諸家望文生訓，不能補其脫漏，令仲師立言本旨，前後自相刺謬也。夫曰「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與上「血弱氣盡」何異。「惡風寒，手足溫」，此證屬肌理凝閉，與中風同。本書所謂「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正以足太陰脾主一身肌肉故也。此本桂枝二麻黃一湯證，醫家不知病在太陽，而反二三下之，以致中氣虛而不能食。太陽寒水，陷於脅下而成滿痛。此與上「默默不欲飲食，邪正相摶，結於脅下」又何異。況「太陽病十日以去，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成例具在，焉可誣也。若以小柴胡湯為禁忌，則後此陽明篇「胸脅滿而不去，小柴胡湯主之。」「脅下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少陽篇「脅下硬滿，不能食，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俱不可通矣。吾直謂滿痛下遺脫「小柴胡湯主之」六字。「面目及身黃」以下乃為忌柴胡證，夫面目及身黃，即陽明篇身目俱黃，寒濕在裏不解之證。輕則宜麻黃加朮，重則桂枝附子、白朮附子二湯可知也。「頸項強，小便難」，此太陽經輸未解而裏陰先竭，上文所謂亡津液之證，陰陽和必自愈者也。若寒濕在裏之證，更投黃芩以撤熱，則腹痛下利，可以立見。津液亡而更以柴胡劫其表汗，則虛陽吸於外，腸胃涸於內，必至欲大便而不得。雖下節頸項強手足溫而渴者，未嘗不用柴胡，但彼係未經二三度誤下之證，不似此證之亡津液也，此所謂「與柴胡湯，後必下重」者也。若夫本渴，飲水而嘔，是名水逆，為五苓散證，或中有留飲故也。於此而不以五苓散利其小便，導上逆之衝氣，使之下行，反與小柴胡湯迫其戰汗，致令陽氣外浮，胃中虛冷，而食入呃逆矣，故曰：「食穀者噦也。」無如庸工密傳衣缽，動以柴胡湯為和解之劑，而不知為發汗之劑，何怪液虛者重虛之，卒令津枯胃敗，致人於死而不自知也。

上節言太陽病之誤下傷津液者，不可用柴胡湯。此節言津液未經耗損者，仍宜柴胡湯以解外也。傷寒四五日，則猶未及一候。身熱惡風，則營血之熱，與表寒戰勝，皮毛外泄而惡風也。頸項強與前證同，而不見小便之難，則津液之充滿可知。水氣停蓄於脅下，不能作汗外出，故脅下滿。脾主肌肉，亦主四肢，血分中熱度漸高，水液流於脅下者，不能還入胃中，故手足溫而渴。此證身熱惡風，頸項強，皆外未解之明驗。脅下滿，手足溫，則為柴胡湯的證。蓋太陽寒水，源出於入胃之水飲，胃中熱如熾炭，不能容涓滴之水，一時從淋巴微管發出，外泄毛孔則為汗，是為中焦。其氣上蒸肺藏，鼻中吸入空氣，化為水液，是為上焦。水流脅下，從淋巴系統（輸尿管）直達膀胱，是為下焦。三焦水道，古稱手少陽。蓋此水自腰以上，從無統系之淋巴微管，散出肌理皮毛，是為太陽之表。自腰以下從淋巴系統輸出膀胱，是為太陽之裏。若外不得汗，裏不成溺，而壅阻脅下，則為太陽之半表半裏。半表半裏者，不能外內之說也。不能外內，則水道梗塞而為病，此證服柴胡湯後，必背毛灑淅，頭搖小便出，脅下之水氣既去，然後陽氣無所阻遏，乃能出肌腠皮毛而為汗，而表裏之證悉除矣。惟方中柴胡為主藥，分兩不可過輕，半夏亦但宜生用，製則不能去水，但洗去其泥可也（腰以上腫，當發汗，腰以下腫，當利小便。其理正在於此）。

陽脈濇為氣不足，陰脈弦為水有餘。氣不足而水有餘，則氣與血俱衰弱。胆汁由十二指腸下注迴腸者，並為寒水所遏，不得暢行。陽微而氣鬱腹中，所以急痛也。桂枝湯本辛甘發散，助脾陽而泄肌理之汗，加飴糖以補中氣之虛，但令脾陽內動，而氣之鬱結於足太陰部分者，得以稍緩，所謂「急則治標」也。此先予小建中湯之義也。小柴胡湯方，「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腹中急痛服小建中湯不差，則此證不惟扶脾陽而建中，抑當疏營瘀而解外。脾本統血之藏，而外主肌肉，肌肉為微絲血管密佈之區，陽氣外痹，則營血內阻。小柴胡方用柴胡以資汗液之外泄，用芍藥以通血分之瘀塞，使血絡無所阻礙，汗仍得暢行無阻，寒濕之內沍者解矣。寒濕解而胆汁之注於腸中者，不復鬱結為患矣，此不差與小柴胡湯之義也。

傷寒為病，由表寒不能作汗，水氣流入手少陽三焦，而其病為脅下滿痛。中風為病，由肌理凝閉不能作汗，脾濕並胆汁為陷而為腹中急痛，此其大較也。傷寒、中風之柴胡證，病狀各有不同，師是以有但見一證即是之訓。

凡柴胡湯病證，不惟以「口苦、咽乾、目眩」言之也。少陽無正病，故方治絕少，所謂柴胡湯證，皆以太陽病邪內陷言之，是無論太陽傷寒由水分內陷者，當從汗解，即太陽中風從血分內陷者，亦當從汗解。柴胡出土者為柴，在土中如蒜狀為胡，其性升發，能引內陷之邪而出表，故柴胡證雖經誤下，而本證不罷者，復與小柴胡湯，必先寒後熱，汗出而解。所以然者，太陽之氣，營衛俱弱，不能作汗，必藉柴胡升發之力，然後得從外解。後文云：「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夫所謂解外者，與上欲解外者宜桂枝湯，本同一例。桂枝湯解外曰發汗，柴胡湯之解外，獨非發汗乎？不發汗，則營衛二氣之內陷者，何自而出乎？況本篇又云：「嘔而發熱，柴胡湯證悉具，而以他藥下之（非大柴胡湯）。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復發熱，汗出而解。」合之本條，不皆明言發汗乎？吾故曰柴胡湯為汗劑也。

傷寒二三日，為二三候之期限（二候為十四日、三候為二十一日）。過七日則當傳陽明，過十四日則當傳少陽。此時脾陽不振，血分中熱度漸低，太陽水氣與標熱並陷中脘，水氣在心下則悸。水氣微，故顛不眩。熱在心下則煩。熱不甚，故不見燥渴。此證但用桂枝湯不能發肌理之汗，必加飴糖以補脾藏之虛，然後太陽標本內陷者，乃能從肌理外達而為汗，此用小建中湯之旨也。陳修園誤以為補中之劑，而以悸為虛悸，煩為虛煩，殊失本旨。不然，桂枝湯本發汗之劑，豈一加飴糖，全失其發汗之作用乎！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而不解，此證仍宜汗解可知也。反二三下之，水氣當內陷手少陽三焦，而病脅下滿痛，或上燥而口苦咽乾，此即為柴胡證。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雖大便不行，仍當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外。若胃底胆汁上逆而嘔，小半夏湯所不能止，於是胃中燥氣迫於心下，而心下急，鬱鬱微煩，則宜於小柴胡湯中加枳實大黃以和其裏，裏和而表氣自解矣。

傷寒七日為一侯，在《內經》即名一侯為一日。本論中間亦有沿襲之者，如一日、二三日之日，皆以一侯言之。六日愈、七日愈之日，即以一日言之，是不可以不辨也，本論發端云：「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此二節蓋為傳陽明、少陽言之。十三日不解，已將抵二候之末，上節言少陽陽明之傳，次節言正陽陽明之傳，蓋雖在一候之中，傳變固不同也。少陽陽明之傳，上濕而下燥，上濕則胸脅滿而嘔，下燥則裏熱挾濕上薰，而日晡所發潮熱，此本大柴胡湯證，見證治證，原不當更見微利。所以致此者，俗工以大柴胡為猛峻，巧借輕可去實之名，下以丸藥。既不能決蕩下燥，又不能肅清上濕，卒至初服不應，漸積而成微利。究之潮熱為陽明實證，法當排決，徒以上濕未祛，先宜小柴胡解其外，而以柴胡加芒硝終之。此邪傳少陽陽明治法，宜於先表後裏者也。正陽陽明之傳，濕去而燥獨留，燥熱在腸胃，上薰於腦，則神昏而譫語。小便利者，大便必結，而證情反見下利，自下利者，脈必微細，手必見厥，而反見脈條暢手足溫和者，此非自利。亦俗工畏承氣猛峻，以丸藥下之之失，為其內實未除也。內實必待調胃承氣而始盡，益可信輕可去實之謬矣。此邪傳正陽陽明治法，急當攻裏者也。獨怪近世醫家，一見譫語，便稱邪犯心包，犀角、羚羊角、紫雪丹，任意雜投，脫有不諱。內實至死不去，即或倖免，正氣亦日見消亡。求如丸藥下之之古代庸醫，併如鳳毛麟角之不數數覯也。亦可哀已。

太陽病不解，標熱陷手少陽三焦，經少陰寒水之藏，下結太陽寒水之府，直逼胞中血海，而血為之凝，非下其血，其病不愈。攷其文義，當云：「血自結，下之愈。」若血既以自下而愈矣，不特下文「尚未可攻」，「乃可攻之」，俱不可通，即本方亦為贅設矣。此非仲師原文，必傳寫之譌謬也。至如如狂之狀，非親見者不能道，非惟發即不識人也。即荏弱少女，亦能擊傷壯夫。張隱庵以為病屬氣分，非若抵當湯之發狂，徒臆說耳，豈氣分亦可攻耶？若進而求如狂所自來，更無有能言之者，蓋熱鬱在陰者，氣發於陽。嘗見狐惑陰蝕之人，頭必劇痛，為毒熱之上衝於腦也。熱結膀胱之人，雖不若是之甚，而蒸氣上蒙於腦，即神智不清，此即如狂所由來。熱傷血分，則同氣之肝藏，失其柔和之性，而轉為剛暴，於是有善怒傷人之事，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也。血之結否不可見，而特以如狂為之候，如狂之愈期何所定，而以醫者用下瘀方治為之候，故曰：「其人如狂，血自結，下之愈也。」惟外邪未盡，先攻其裏，最為太陽證所忌，故曰：「尚未可攻。」而解外方治，仲師未有明言。惟此證由手少陽三焦水道下注太陽之府，則解外方治，其為小柴胡湯，萬無可疑，惟少腹急結無他證者，乃可用桃核承氣湯以攻其瘀，此亦先表後裏之義也。

傷寒八九日，正二候，陽明受之之期，本自可下，惟下之太早，雖不必遽成結胸，而浮陽衝激而上，水濕凝沍而下，勢所必至。浮陽上薄於腦，則譫語而煩驚，水濕內困於脾，則胸滿而身重，所以小便不利者，下既無氣以泄之，上冒之浮陽，又從而吸之也。以太陽寒水下併太陰而為濕也。因有胸滿身重小便不利之變，故用柴胡湯以發之。以陽明浮熱，上蒙腦氣，而為譫語，上犯心臟而致煩驚，於是用龍、牡、鉛丹以鎮之。以胃熱之由於內實也，更加大黃以利之。此小柴胡湯加龍骨牡蠣之大旨也。張隱庵妄謂「龍骨、牡蠣啟水中之生陽」，其於火逆驚狂起臥不安之證，用桂枝去芍加蜀漆龍牡救逆者，及燒針煩躁用桂甘龍牡者，又將何說以處之。要而言之，邪熱決蕩神魂也，若煙端火焰上出泥丸，即飄忽無根。於是，忽夢山林，忽夢城市，忽夢大海浮舟，而譫語百出矣。濕邪之凝閉體魄也，若垂死之人，肌肉無氣，不能反側，於是身不得起坐，手足不得用力，而一身盡重矣。是故非降上冒之陽而下泄之，則神魂無歸，非發下陷之濕而外泄之，則體魄將敗，是亦陰陽離決之危候也。彼泥柴胡為少陽主方者，又烏乎識之。

刺期門二節，有數疑竇，不特無刺期門之確證，即本文多不可通。腹滿譫語似陽明實證，脈應滑大而數，不應見浮緊之太陽脈，一可疑也。即張隱庵引辨脈篇曰：「脈浮而緊名曰弦。」不知緊與弦本自無別，若即以此為肝脈，其何以處麻黃證之浮緊者，是使後學無信從之路也，二可疑也。《金匱．婦人雜病》原自有熱入血室而譫語者，然必晝明了而夜譫語，即不定為夜分譫語，亦必兼見胸脅滿如結胸狀。又有下血譫語者，又必以但頭汗出為驗，今皆無此兼證，三可疑也。發熱惡寒，病情正屬太陽，不應即見渴欲飲水之陽明證，四可疑也。腹滿為病，固屬足太陰脾，然腹滿而見譫語，何以謂之肝乘脾，五可疑也。且渴飲，胃熱也。腹滿，脾濕也。何證屬肝，何證屬肺，而必謂之肝乘肺，六可疑也。不知書傳數千年，累經傳寫，遺脫譌誤，在所不免，仍其譌脫之原文，奉為金料玉律，此亦信古之過也。吾謂上節為太陽寒水，不行於表，分循三焦下陷胞中，水與血並結膀胱之證，屬血分。次節為胃中胆汁鬱熱上薄，吸引水道不得下行之證，屬氣分，故首節當云：「少腹滿痛，譫語，寸口脈沉而緊。」惟少腹滿痛而見譫語者，乃可據為膀胱蓄血。脈沉緊者，責諸有水。太陽之水，合其標熱下陷寒水之一臟一府，乃有蓄血之證。蓄血則痛，即前文所謂「藏府相連，其痛必下」者是，如是方與《金匱》刺期門條例相合。蓋水勝則肝鬱，鬱則傷及血分。氣閉而為痛，小柴胡、小建中湯諸方，並同此例。然則刺期門者，正所以宣肝鬱而散其血熱也。次節當云：「發熱汗出，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蓋胃中胆汁太多，化為陽明浮火。發熱自汗者，浮火之上炎也。浮火在上，則吸引水氣而不得下泄，故其腹必滿。胆火上炎，外達肺主之皮毛為發熱，為自汗，故謂之肝乘肺。陽熱在上，吸水不行，則腹為之滿，非刺期門而疏肝鬱，則胆火不泄。胆火不泄，則浮陽上吸而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即腹滿不去，病將何自而解乎。水氣直下為縱，縱者直也。水氣倒行為橫，橫者逆也。後文太陽少陽並病刺期門者，義與此同。若夫「嗇嗇惡寒」四字，決為衍文，削之可也。

太陽病二日，即起病之二候，上所謂「十三日不解」之證也。二候本當傳陽明，得陽熱之氣，是生煩躁（今人動謂陽煩陰躁，誤人不淺）。此時不以白虎清其陽熱，而反熨太陽之經，劫其胃中之液，火邪與陽熱並居胃中，於是煩躁益劇，燥矢之氣上蒙於腦，遂發譫語。後十餘日，病垂四候，陰液漸復，陰加於陽，是生振慄，譬之暑令浴溫水中，暴入必振慄，所以然者，外泄之汗液，其氣本寒，驟與溫水相接，不能遽為融洽故也。陰液來復胃中，燥氣欲去，自下利，此即「發汗，亡津液而小便不利，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之例也。此證津液內耗，承氣既不能用，實熱異於浮陽，龍、牡又不能施，要惟靜以俟之，方為萬全之策。陽熱吸於上，故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而反嘔。陰隔於下，故欲失溲而足下惡風。斯二者，病皆出於陽明之燥實。大便硬者，小便必數且多，為腸胃津液迫於燥氣而旁出也。今既因津液耗損而成燥實，豈更有餘液化為小便。但病經十餘日，津液始還入胃中，而自行下利，則胃中無根之毒熱，必至上衝於腦，故其頭卓然而痛。卓然者，直衝而上也。足下本自惡風，其人足心熱者，足心為湧泉穴，屬少陰，以驟得大便，胃氣下行，足心轉熱，所謂少陰負趺陽為順也，此證仲師不出方治。可見不治之治，實精於治。若在今人，麥冬、石斛、天花粉、玉竹之類雜湊成方，正恐欲滋陰而陰未能滋，反為胃中燥氣蒸化，變為痰濕，是又不可以不慎也。

太陽中風，本桂枝湯證，漫用火劫發其汗，治法已誤，況風本陽邪，與火併居，迫肺藏衛氣之出於皮毛者，脾藏營血之出於肌腠者，一時合併外溢，於是血氣流溢而作汗液者，失其常度矣。魄汗逼迫垂竭，血中之精液隨之，故其身發黃。今試以針刺手，必有一點血出，血過即出黃水，是即血中之液發黃色之驗。傷寒之發黃，大抵熱傷血分使然，火劫發汗，其較著也。陽逆於上，則鼻中出血，陰竭於下，則小便不行。營衛二氣竭於皮毛肌腠間，則枯燥而不見汗色。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者，厥陽獨行於上，而陰虧不能作汗也。腹滿微喘者，脾陽頓滯於下，肺氣不宣於上也。口乾咽爛者，胃中燥熱也。不大便而譫語者，燥矢積於腸胃，而毒熱上蒙清竅也。噦本多寒，此獨為熱，陽熱內熾，清氣從肺竅入者，格而不能受也。手足秉氣於胃，胃熱故躁擾，神魂被毒熱上薰，搖搖欲出泥丸，故神憺蕩而不收，捻衣摸床，一似有所尋覓者。此證自腹滿以下，全係承氣湯證，特因津液內耗，不下必死，下之亦死，為其津液內耗，不勝攻伐也。惟小便利者，津液尚有來復之機，終不難一下而即愈，故曰其人可治。張隱庵引上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得小便利者自愈為證，猶為未達一間。本論云：「噦而腹滿，知其前後何部不利，利之而愈。」可以悟此證之治法矣。

傷寒脈浮，此本麻黃湯證，醫者急於奏功，以其惡寒也，漫令熾炭以薰之，因致汗泄而亡陽。陽浮於上，故神魂飄蕩。心氣虛則驚，熱痰上竄則狂，驚則不寧，狂則不靜，故起臥為之不安，方用龍、牡以收散亡之陽。蜀漆（即常山苗，無蜀漆即代以常山）以去上竄之痰，而驚狂乃定。於桂枝湯原方去芍藥者，方欲收之，不欲其泄之也。又按亡陽有二，汗出陽虛者，宜附子以收之，汗出陽浮者，宜龍骨、牡蠣以收之，病情不同，故治亦因之而異也。

傷寒之為病，寒邪暴迫於皮毛，營衛之氣未動，邪正相持於表分，其勢緊張，故脈必弦緊。若脈不弦緊而弱，雖形寒發熱，究屬衛陽之虛，所謂「陽虛生表寒」也。且脈為血脈，脈不緊而弱，則營陰亦虛，虛者而更以火劫之，必胃中液涸而見譫語。譫語者，胃熱上蒙空竅也。但陽虛而見外寒，必陽不足以衛外，而表邪因之，乃見惡寒發熱。但令弱而見浮，雖陰陽俱虛，猶當發汗而解。解外而兼顧裏陰，則栝蔞桂枝為宜。解外而兼清裏熱，則麻杏石甘為宜，不但如黃坤載所謂桂枝二越婢一湯也。張隱庵乃云：「當自汗出而愈。」按之「解之」二字，殊為差誤。

《內經》有言，陽絡傷則唾血，陰絡傷則便血數升。太陽之病，本當從外解，漫以火薰，使毛孔乾燥，汗不得泄，陽氣內張，皮外固拒，則其人必躁，以至欲坐不得，欲臥不安，七日不解，陽熱內陷，傷其陰絡，遂致圊血。脈浮固屬太陽，熱甚則將傳陽明，本屬實熱，反誤認為假熱實寒而灸之，於是陽熱上熾，傷其陽絡，遂致咽燥唾血。咽為胃管，以咽燥，故知其將傳陽明也。

灸有隔薑而灸、隔蒜而灸之別。要必其人寒濕內阻，陽氣不達，關節酸痛者，乃為無弊。若其人見微數之脈，則虛陽外浮，真陰不守，陰虛不勝熏灼，則心煩而氣逆。追本虛之陰氣，逐原實之陽熱，於是腠理之血受灼，流溢經脈之中，星星爝火，化為燎原。行見血不養筋，筋不束骨，而痿躄成矣。《內經》云：「血脈者，所以利關節，濡筋骨。」今血為火灼而內竄經脈，由經脈而關節，由關節而筋骨，煎熬內攻，日就枯槁，欲關節之復利，手足屈伸如志，可復得乎？吾故曰成痿躄也。此仲師言外之微旨也。

太陽寒水，標熱而本寒，若沸湯然，汗之，則熱與水俱去而病當立解，此麻黃、桂枝二方，所以奪造化之權也。凡病用藥內攻，則邪從外散。用火外灸，則邪反內陷。所以然者，毛孔受火，則汗液凝閉而不得泄，標熱反因火而熾。由是陽熱在上，寒濕在下，腰以下身重而痹。痹者，閉也。不惟無汗，而又益之枯燥也。所以然者，陽氣不得下達故也。火邪並陽熱併居於上，故名火逆。然脈仍見浮，則仍當自汗而解。惟太陽水氣之寒，因誤下內陷者，必先振慄，然後汗出而解。太陽標氣之熱，因火攻而下陷者，必先煩，然後汗出而解。陰加於陽，故振慄，陽加於陰，故先煩，為其誤治之原委，固自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