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雖稍知醫道，實儒生也。儒者佩聖門之訓，一言必慎，敢好辨哉!雖然，醫不至於殺人，不辨可也；醫殺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殺人在一時，而不至流毒後世，即不辨猶可也。奈今之醫者，並不知醫，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為怪；即或稍有涉獵，而偏之為害，更甚他醫。殊不知自昔醫書，惟漢仲景《傷寒論》審證施治，無偏無倚，為醫之聖。後世自晉叔和以下，無不有偏。迨至金元間，劉、張、朱、李，稱為四大家，醫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潔古為東垣之師，想因道傳高第，未另立書。下此前明王，薛、張、馮，亦稱為四大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於溫補，而張景岳則尤其偏焉者也。其實《新方八陣》何嘗盡用溫補，而其立說則必以溫補為歸。後人不辨，未免為其所誤耳!果醫者細心參酌，遇熱症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何書不可讀?何至咎景岳之誤人哉!無如今之醫者，皆知有《景岳全書》，而未究全書，止得其一、二溫補方，遂奉為家傳秘法，以致戕人性命，甚且自戕。其後起者，因而不改。余家後人，設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至於吳又可《溫疫論》，本不成書，稍有知識，何至受害?無如竟有無知者，以為獨得之奇，殺人無數；且更傳徒，互相標榜，其害更甚於偏主景岳者。《內經》垂訓：無實實，無虛虛，無遺人禍殃。此其禍殃為何如?若不急急明辨之，於聖門慎言之訓則得矣，而何以遂吾濟世之初心，且何以正吾後人之學術哉?然則，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有友來予齋，見《知醫必辨》，遍閱之，而以為明白曉暢，有益於人，力勸其再增十數篇，可以付梓傳世。予曰：醫不通，而抄襲成文，妄災梨棗，沽名釣譽惡習，最為可惡，予豈為之?今予所作，不過為教訓後人而設，意求清醒，明白若話，使子若孫一覽而知而已!若以付梓，則文多鄙俚，貽笑方家。此不可者一也。論中語多傷時，庸工所忌。設使若輩見予論，而幡然改悔，則不獨有濟於世，而先有益於醫；無如今之人，剛愎者多，虛心者少，徒增怨毒而已!此不可者二也。且既付梓，難免流傳他方，他方之醫，未必盡善，而其習氣未必如吾鄉，見吾書者，或以為異，謂吾處並無如此戕人者，要此何用?或且菲薄潤色，醫理不通，予為此邦之人，亦復何光耶?此不可者三也。且今不通之輩，不講醫而講術，呼朋引類，互相標榜，殺人而不動心。我生之初，所見老輩，並無此惡習也。此嘉言先生所謂生民之扼運，乃致醫道中疊生鬼蜮耳!過此以往，或扼運已終，若輩將盡，後起者能真講歧黃，不蹈惡習，吾書又安所用之?此不可者四也。友曰：聽子之言，反復辨論，皆有至理，竟以不付梓為是，然子之好辨殊難辭也。予笑應之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內經》，即古三墳之書也。書之古，無有古於《內經》者，或疑有後人粉飾，未嘗無因。蓋古書不獨無今之刻本，且無筆無紙，不過韋編竹簡刻劃而成，其成書甚難，其傳書必不多。列國時，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讀之，聰明穎悟，豈無他人?奈書不易得，故讀者甚少也。其時秦多良醫，如和如緩，豈有未讀《靈》、《素》者?則秦必有之，始皇焚書，而不焚醫書，故《內經》尚存，惟是代遠年湮，必多殘缺。韋編之絕，聖人之學《易》且然，而謂《內經》之竹簡，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後，楚漢分爭，誰復能修理《內經》者?迨文景之世，漢已治平，大儒輩出，必取《內經》修明之。今閱全書，頗有漢文氣味，必非歧黃之原文。然如《素問》所言五運六氣，宏深奧妙，《靈樞》所言經絡穴道，縷析條分，實秘笈之靈文，非神靈其孰能知之?今學醫者，不必讀盡全書，如歧黃問答，儘可刪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牢記之，臨症引經施治，自然有靠。吾故曰：訒庵之《類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時在後漢，已有蒙恬之筆、蔡侯之紙，無庸刻竹，成書較易。然其時蔡紙不多，尚有縑帛，三都賦成，洛陽紙貴，雖漢陽太守，成書一部，已屬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即化為千百部而無難也。故其書十六卷，至晉時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見。然即觀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補寒熱，無所不備，已應用不窮。後世方書，盈千累萬，不能出其範圍。學者能於仲景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醫書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書，始於唐王燾《外臺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時宜，如茯苓飲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

醫書之不能無疑者，莫如扁鵲之《難經》。扁鵲，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為盧，故又曰盧醫。《史記》稱其遇長桑君，授以禁方，飲上池水，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在晉視趙簡子，在虢視虢太子，在齊視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趙貴婦人為帶下醫，在周愛老人為耳目痹醫，在秦愛小兒為小兒醫。傳記甚詳，並未言有《難經》傳世。至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惟本《內經》，亦未嘗用《難經》。謂為扁鵲之書，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機千變萬化，而《難經》止八十一難，何能包括?且其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榮衛三焦臟腑腸胃；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寤寐、氣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言脈候病態，傷寒雜病之別，繼以望聞問切而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皆言臟腑榮腧用針補瀉之法。　然則其有益於方脈者，止六十一難耳，何足以盡病情乎?且其論大率本乎《內經》，既有《內經》之詳，何取《難經》之略?其中亦有與《內經》不合者，人將從《內經》乎?抑從《難經》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難論七衝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而先之以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此二門有何意味?似乎湊數而已!三十五難以小腸為赤腸，大腸為白腸，膽為青腸，胃為黃腸，膀胱為黑腸，以五色為五腸，有非腸而以為腸者，似乎新奇，而實無用。扁鵲神醫，似不應有此湊數之文與無用之論。考漢晉六朝以前，無稱越人著《難經》者，至《隋唐書·經籍·藝文志》，始有《難經》，其真扁鵲之書耶?抑後人之假託耶?好在其書無幾，一覽無餘。學者究以《內經》為主，《難經》則參看而節取之，亦無不可也。

學醫之道，神聖之書，不可不讀，後世之書，不必多看。唐許嗣宗醫理甚精，而不肯著書，謂醫者意也，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其好著書者，雖有切當，不過竊神聖之經而敷衍，其別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脈經》，自以為仲景之徒矣，而後人之批駁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間劉、張、朱、李為四大家。以劉為首，其《原病式》果有發揮，不可不看，然偏於用涼，不能辭也。張氏無書。朱則偏於養陰。李則偏於溫補。東垣《脾胃論》，實有至理。其補中益氣湯，實開千古不傳之秘，應用無窮。惟其論病，無論何症，皆附會為脾胃之故，人之五臟六腑，豈無自病其經者?且盡如其論，丹溪養陰之書可廢，乃今人之陰虧者十有六七，補土剋水，豈盡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當有分，脾為陰土，宜於香燥，胃為陽土，宜於清通，其性不同，治當有別，渾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則四大家之書，尚難　盡信，何況下此者乎!四大家書，惟河間鮮有傳其道者，殆用涼太過，難於獲效乎!劉完素醫道雖高，未免有術，如自稱嘗夢二道士，飲似仙酒，醒時猶有酒味，從此醫理精通。此不過欲仿扁鵲遇長桑君故事，自炫以動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傷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張潔古救之，何仙傳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見行道而兼行術矣。潔古作藥注，草稿始立，未及成書，言論往往見於《難經》，而其道則東垣傳之。丹溪則有高弟戴元禮克傳其道，明太祖服其藥。稱為仁義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無不治，足見師傳之有法。惟後人假其名，而著《證治要訣》，其書太簡亦太淺，若輩只知假名獲利，而不知反為名家之累也。東垣傳徒甚多，王海藏、羅謙甫其尤著者也。厥後薛立齋獨宗之。薛氏著書最多，如《十六種》，如《薛氏醫案》，大旨以溫補脾胃為主。張景岳最重薛氏，其偏於溫補所自來也。吾嘗閱《薛氏醫案》，其書不止盈尺，其症幾於千萬，一男子，一婦人，一小兒，一頁可紀數症，言之不詳，徒令閱者繁多難記。此真薛氏所診者耶?抑薛氏懸擬者耶?

自予見喻西昌《寓意草》，乃嘆此真足稱為醫案，其議論詳明透徹，真足益人神智。雖王肯堂《證治準繩》，論頗持正，醫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醫案置之不論也。若夫《馮氏錦囊》，乃三折肱於醫道者，其書平正通達，先幼科，後方脈，且有至理，婦科、外科，無所不備，即痘科亦講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黃涼藥者，所能望見。予嘗救痘症數人，得力於《錦囊》也。喻氏而外，馮氏最善，其書不可不看。

他如士材之書《醫宗必讀》，雖名不及四大家，而其書頗有益於醫道，亦不可不看。再如《東醫寶鑑》，雖外夷之書，而內景、外形，本乎《內經》，足備參考。其症治分門別類，甚屬詳明。如邪祟一門，有中國所不及載者。方雖繁雜，聽人擇取，適可臨症備查，亦不可不看。總之，醫書汗牛充棟，何能盡閱?即吾家醫書不少，初學亦難盡閱。然果能於吾諸論所引之書，遍觀而盡識，已勝於時下之空空，可以出而濟世矣。

至書有徒美其名而不足濟者，如生生子《赤水元珠》，似多元妙，其實人云亦云，平平無奇。其書盈尺，等於《錦囊》，以工夫看此，不如看馮氏矣。如《石室秘錄》，冒陳眉公之名，假託乩方，黃帝、岐伯、雷公、扁鵲、仲景、華佗，紛來踏至，日日到壇，有是理乎?其方皆襲成方，而重其分量，一方用之數斤，以為奇異，以為仙方，有是理乎?雖其治法間有可取，而其方何可用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矣。

是故予所立論，何能明醫道之十一，但前人往往有欺人者，予一生不受人欺，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後人，故特立篇名曰《知醫必辨》。

甚哉!讀書之難，無過於醫書矣。我輩學文，必先讀書，所讀不外於十三經。其書皆聖賢刪定，無敢改易，即後賢註釋，間有不同，不至過於差謬，況有欽定十三經注疏，果能誦習，即是通人，雖外有諸子，不過以供博雅，不能惑亂所宗主也。乃若醫者，自神農時先師祖僦貸季造《上經》，今僅存七十字，喻西昌雖註釋之，已不足用矣，自當以軒歧《內經》為宗主。其書精深奧妙，非聖賢不能創作，後學本難領會。唐王太僕，諱冰，號啟元子，始有撰注，加以宋高保衡、林億輩補註。學者從此究心，臨症時引經斷症，可以無誤。乃自成無己另為註釋，從此注《內經》者又增十數家，勉強增易，其意不過攀龍附驥，藉此傳名，其實未必善於王注，徒令後學無所適從。

至後漢張仲景先師，天生醫中聖人。其《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實為醫方之祖。後世醫方，不可以數計，而總不能出其範圍。惟其書文義古奧，不易明通，必有資於註釋。乃自成無己註釋後，接踵者幾至百家，議見多歧，有如聚訟，徒亂人意。予讀至喻氏《尚論篇》，以為明白曉暢矣。乃見柯氏三書，彼又以喻氏為歧說，意在菲薄前人，則後來居上。其實柯氏實不及喻氏，即其書不以六經名篇，而以症名篇，自覺得仲景心法，然乎否乎?

予以為《內經》竟以王注為主。我輩診病，非同考據。每診一症，但有經文一二句可靠，即可無訛，惟在《內經》要語能熟記耳!近如李士材《內經知要》、汪訒庵《靈素類纂》，果能熟讀，盡彀診病。如看註疏，近有薛一瓢《醫經原旨》，以王注為主，間有采擇各家，兼有案說，可謂盡善。至《傷寒論》究以喻嘉言《尚論篇》為善，其書深入顯出，非天人交盡者不能。必要參看各家，則有本朝《醫宗金鑑》，以成注為主，而各家可取者，無不備載。果能考覈，即是通醫，亦不必泛求註疏也。我輩作文，責簡煉以為揣摩，學醫亦如之。安見難讀者，不幾於易讀哉?

診病之法，無過於望、聞、問、切，所謂四診也。此四字無人不知，果得其法，病無不治。而醫多差誤者，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得，手不能應也。其中奧妙，本難盡言，然初學診病，果能得其大略，臨症留心，久之純熟，自然觸手成春。

第一曰望。望者，望其色也。凡人五官，應乎五臟：目為肝竅，鼻為肺竅，耳為腎竅，口為脾竅，心開竅於舌，又心寄竅於耳。病在何官，即可知其在何臟矣。又五色配乎五臟：白屬肺，赤屬心，黑屬腎，青屬肝，黃屬脾。面現於色，又可推及五臟矣。面部多屬陽明，左顴屬肝，右顴屬肺。色有不當現而現者，可推而知臟腑之受克於何臟矣。凡此變化，言不能窮，而總以五行之生克推之，自然有得。昔扁鵲見齊侯，一望而知其病在腠理；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血脈；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腸胃；又五日，而知其病皆在髓。望之時義大矣哉!今人雖不敢希古神醫，而氣色之現於面者，未嘗不可望而知也。至望其舌，尤屬緊要。蓋病在臟腑，醫非盧扁，何能視見?而有可見者，除二便外，則舌為要。舌之可推測者最多。《傷寒舌鑑》三十六舌，不可不曉。《張氏醫通》加至一百二十舌，其繪圖大半以苔之裂紋為辨，以為精詳，實多造作，徒亂人意耳!予以為看舌之道，先看其有苔無苔。舌赤無苔，陰虧已極；兩旁有苔，中心無苔，有似紅溝，亦屬陰虧。薄薄苔痕，平人之舌。若苔厚則胃有停滯，白則夾寒，黃則夾熱，板則邪滯未化，腐則邪滯漸化。苔如米粉，邪滯甚重，在時邪門，雖白而干，可以用下。然又必觀其堆積之鬆緊，緊則為實；松又為虛，有用補而退者。舌苔焦色，屬熱所致。苔之全黑，火極似水，非下不可。然必審其燥與潤，燥生芒刺，熱重無疑；若黑而潤，絕不煩渴，反屬火不歸原，急宜桂、附回陽，稍進寒涼，則必隕命。此看舌之重在苔也。至於舌乃心之苗，脾脈連舌本，腎脈夾舌本，肝脈繞舌本。舌本紅，屬陰虛內熱；舌尖紅，屬心火；舌本紅腫或破碎疼痛，屬心脾積熱；舌強，屬痰熱；舌卷，屬肝氣欲絕；舌不能言，屬腎氣不至。此類由臟而發者居多，全在乎望之詳審，則望舌不誠要哉?

第二曰聞。診病可聞而知者較少，然不可不辨也。外感聲多壯厲，內傷聲多怯弱。聞呼吸而辨其調否?聞鼻息而辨其利否?床帳內有病氣，知其邪之深；床帳內無病氣，知其邪之淺。語言舛錯，恐其邪之伏；語言清白，恐僅內之傷。哼聲不止，恐疼痛之難禁；怠惰懶言，恐形神之交憊。此皆聞之不可忽者也。

第三曰問，尤不可不細。問其寒熱與否；問其有汗與否；問其頭疼、身痛與否；問其大解閉否；問其大便之或燥或稀或溏，並問解出之熱否臭否；問其小溲之利否、多否少否；問其溲色之或白或黃或赤，並問溲出之熱否臭否、清否濁否；問其夜尚能寐否；問其飲下之甘否，飢否吐否?問其胸胃之悶否；問其腹之痛否。痛而拒按屬實，輕則消導，重則攻下，雖痛喜按屬虛，或宜溫通，甚宜溫補。問其口中乾渴否；渴欲飲否；飲欲熱否；飲欲冷否；邪熱作渴，必然欲飲。陰虛內熱，渴不欲飲。問其有汗與否；汗出退熱否；邪從汗解，得汗熱退，或退不淨，再汗即淨。陰虛發熱，雖汗不解，屢發其汗，而熱轉甚。此非問不得而知也。而更有不得不問者，問其人向有舊疾否，或向有肝氣，或向有血症。發散之藥性屬辛溫，太過則肝氣因之而發，消導之藥性多香燥，太過則吐紅便血之恙因之而發；外感未去，內傷加增，醫者何以處此?況病情甚多，凡有舊疾，必先細細問明，用藥兼顧，早為監製。問而知之謂之工，不誠然乎!

若夫第四曰切，尤四診中之最要者。學者須將二十七脈細細推敲，《瀕湖脈訣》熟熟記誦，諸名家論症必論脈，多多考驗。臨症時心平氣靜，先以中指按定關脈，掌後高骨謂關也，乃齊下前、後二指，是為三部脈，前指按關前寸部也，後指按關後尺部也。先浮按，次中按，次重按，每部各浮、中、沉三診，合為九候。毋庸以二十七脈來尋病脈，而病人自然現出何脈。大抵浮、沉、遲、數、其象易明；洪、微、弦、滑，亦尚可曉；其餘脈象，初學不易推求，然久熟貫串，自能領會。雖仲景先師，謂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正要人細心領會耳!不然脈之不知，何能診病耶?至於何脈主何病，有獨見者，有兼見者，有三四見者。如傷寒脈必浮而兼緊，傷風脈必浮而兼緩，風寒化熱脈必浮而兼數，由熱生痰脈必數而兼滑。又如肝病脈必弦，有熱必兼數，犯胃生痰必弦數而兼滑。凡病可從此類推。至於獨大、獨小、獨數、獨弦，更可以尋病之所在。或脈本六陽，陰必先虧；或脈本六陰，陽先不足。用藥另有斟酌。病雖變幻無窮，總不外乎五臟六腑，三部九候果能無差，自能按經施治。予論雖言大略，而學者從此入門，加以工夫考校，何患醫道之不明哉?

張景岳先生，博覽岐黃，定為《全書》，分門別類，可謂周詳，文筆亦極暢達，可謂醫中之通人，非吳又可輩淺率粗疏，所能望見於萬一也。惜乎偏於溫補，往往誤人。夫天以陰陽化生萬物，《內經》亦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之不可偏廢也明矣。乃其書專重補陽，至引陶宏景說「陽氣一分不盡不死」為說。不知此乃陶君學仙之說，非謂醫也。其下聯云：陰氣一分不盡不仙。然則人儘可陰氣全無耶?夫陰生陽，陽生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理之常也。彼異端邪說，何可用以濟世?且宏景之論果信，彼山中修煉，想應重濁之陰盡去，清輕之陽獨全，必能飛昇仙去，何以《梁書》紀其卒時不過八十一歲?今人並不修煉，而壽過陶君者甚多。其說尚足信耶?而景岳且欲宗其說以壽世，用藥必偏於溫，豈不惑歟?

尤可異者，景岳稱陽藥為君子，陰藥為小人。夫神農嘗百草，上、中、下三品約三百味，其中陰藥多於陽藥，神農豈重小人者耶?且其《新方八陣》，亦頗用陰藥。如五陰煎，無一非以陰藥為君；其他方，歸、地尤所常用。豈景岳亦愛用小人耶?至論吐血一症，專主薛氏，以為吃童便百無一死，吃涼藥百無一生。夫當火性上炎，吐血鮮紅湧出不止，此時猶執引火歸原之說，以桂、附投之，豈不火上澆油耶?予曾見南門王姓者，得吐血症，某醫用景岳治法，遂狂吐不止，直至血盡而亡。又見有張氏子得吐血症，某醫仍用景岳法，僅服一劑，大吐不止。予見尚可救急，以犀角地黃大劑投之，連服四劑而愈，今已二十年，並未復發。吃涼藥者百無一生，信乎否乎?在景岳高手，即或有誤，必能自救其偏。而今人如執其說，其不至於殺人者鮮矣!

至景岳尚論前人，專駁河間、丹溪。夫河間《原病式》專主用寒，實未免於偏；丹溪謂一水能勝二火，專主養陰，不善學者，亦未免偏勝之弊，景岳議之可也。然不自知其偏於溫補，凡論一症，必歸到溫補，即實系陰虛發熱、脈數等症，又以為假熱假數，或又抱定甘溫能退大熱，謂語出東垣，必然無誤，多方曲誘，必要人學其溫補而後已。此其偏之為害，不更甚於劉、朱二公耶?

嘗見我輩中有宗景岳者，得其參附理陰煎一方，以為陰陽互用、氣血雙補，又有可加麻、桂之論，雖外感可以攻補並用，於是奉為秘方。適赴金河考試，曾以此治好一人，於是相傳某氏出一名醫，而其人亦遂業醫懸壺，凡遇疑難症，每投是方，不意漸多不效，甚且遺人禍殃，乃改用果子藥，有責以不用重劑者，則仍以參附理陰應之，而終無金河之效矣。然其僻性，終身不改，後其家有病時邪者，以此投之，發黃而死。景岳之誤人，豈不甚哉!雖然此非景岳之誤人，亦其人之不善學而自誤耳!參附理陰煎實系名方，用之得當，實有大效，予治李耀西子，用至十餘劑，幾於起死回生，仿《寓意草》有案可證。

藥不執方，相宜而用。溫涼攻補，用之得當，無非救人；用之不當，無非殺人。景岳專於溫補，似乎人能學之，醫無餘蘊矣，此則《景岳全書》之過。吾家向有此書，予知其善而惜其偏，曾遍閱而駁正之，惜夷亂失落。後人有學醫者，此書不可不讀，特為買補。但知醫而不知有《景岳全書》不可，知景岳而不知偏於溫補之害不可。予老矣!不能復為駁正。讀景岳者，先觀此診，後閱《全書》，將知其善而不受其害，於醫道其庶幾乎!

或問假熱之症，亦實有之。嘗見有外現發熱，醫者專於清熱，屢用寒涼，而熱不退，反致口味不甘，飲食減少；或用溫和之品，升扶胃氣，而飲食加增，外熱自退。此豈非假熱之症，而宜於溫補乎?是景岳之論，誠不謬也。予應之曰：是誠然矣。但亦有外現惡寒，而內實有熱者；有外寒愈甚，而內熱愈重者；有愈服熱藥而外寒愈甚者。所謂同氣相求之症，予屢見之，而景岳未議及此，殆欲自成一家，偏於溫補耳!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天寒，李楚生兄得惡寒症，周身凜凜。某醫屢投溫散，兼加辛熱，而其寒愈甚，且湯飲不下。予診其脈不浮而急數異常，知其熱鬱胸胃，投以犀角地黃，一服而寒止，再服而身溫進食。此豈非假寒，非涼藥不能透解乎?設使景岳於熱辨其假，於寒亦辨其假，雙管齊下，使後人知寒熱皆當明辨，庶學者不至不偏。乃第言假熱而不言假寒，豈非偏於溫補乎?

且尤有令人悶悶者，如吐酸一症，劉河間以為屬熱，景岳以為屬寒。河間曰：酸者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以吐酸為寒者誤也。而景岳則本東垣之說，以為吐酸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用大咸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為之佐，而瀉肺之實，病機作熱攻之誤矣。河間謂如飲食熱則易酸，夏令暑熱，飲食易酸，其明證也。景岳則謂食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火力強而速化無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後酸，此停積而酸，非因熱而酸也。二名家之論，如水火之不同，學者將何所適從乎?不知吐酸一症，有屬熱者，有屬寒者。或乍感風寒，立即作酸作吐，此化熱不及，得不謂之寒乎?或並未受寒，而肝火犯胃，因而吐酸，得不謂之熱乎?大約此症出於胃，則屬寒有之；由肝犯胃，則屬熱有之。且果屬寒，脈必沉滯；果屬熱，脈必弦數。乃二名家不分肝胃，不論脈象，惟主熱者執見無寒，主寒者執見無熱，殊不可解。予診病四十餘年，所見吐酸之症，不可勝數，大約屬寒少而屬熱多，而婦人則尤多屬熱，蓋十婦九肝氣也。書曰：曲直作酸。《素問》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河間論非無本，而景岳必反復辨論以駁之，毋乃欲成其溫補家數，而非中庸之道也乎!

或問景岳既過於偏，其書竟可廢乎?予曰：是何言也!景岳於醫道，實三折肱者，故能集為《全書》，論雖時偏溫補，而《全書》並不以溫補為專主。試觀《新方八陣》，其所用寒涼甚多，如玉女煎、知柏八味，皆新方也，今人用之，亦垂不朽。至其溫補之方，亦實有效，如六味回陽飲、參附理陰煎，用之得當，真有起死回生之功。且其聰明過人，如變理中湯為理陰煎、補中益氣為補陰益氣，皆有神悟，後學果玩索而有得焉，未嘗不可大獲其益。無如庸工，並未遍睹《全書》，不能參觀互用，惟得其一、二溫補方，遂奉為家珍，妄行施治，致令受其害者，歸咎於溫補之為害，而《景岳全書》似不可看也，豈不冤哉!總之，醫書甚多，除《內經》、《傷寒論》可謂無弊，此外鮮有不偏，全在善看，如景岳之偏，尚未及張子和之十一。

子和字戴人，其書曰《儒門事親》，偏於用涼，尤偏於忌補，專以汗、吐、下三法治病，無論外感、內傷，皆恃三法。其於大毒之藥，如黑白牽牛、芫花、大戟、甘遂、常山之類，皆視為泛常，且多刊醫案，載其成效，使人相信。殊不思經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歧黃用藥之慎如此，何戴人魯莽無忌耶?設以其書與景岳並看，幾有天淵之隔。學者將何所適從?平心而論，《景岳全書》斷不可廢，《儒門事親》除玉燭散一方可存，余則竟廢之可也。或問張子和似亦名醫，何其書偏僻太甚?蓋子和元人也，元起於極北，北方風氣剛勁，人之體質壯實異常。試觀宋當日者，燕云六州為遼所據，在宋之北，而宋人畏遼；金起於遼之北，而遼又畏金；元起於金之北，而金又畏元；卒之元滅金滅宋，如拉枯摧朽。其人所食皆牛羊肉，所飲皆牛羊乳，強壯非凡，有病類多熱症實症。子和生當其時，鮮有虛寒之症，故用藥以補為戒，惟取寒涼攻伐，想多獲效，故其書亦傳。迨至前明，非復元人氣候，體質變更，而庸庸者狃於故習，仍守戴人之法，焉有不害人者?故王、薛、張、馮皆主溫補，景岳又重溫補者，亦補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於景岳之說，則未免有弊耳!總之，戴人之書，今竟無用，而景岳之宜酌用。四方風氣不同，南北之分尤甚，今北人服藥，大黃用至一、二兩而無妨，南人則五、七錢而難受。或生於南方而常居北方，所食者面飯，所用者煤火，病果當下，少用大黃而竟不靈；或生於北方而常居南方，飲食一切與北迥異，病即當下，過用大黃而亦不受。惟醫者細心審問，庶幾無誤。若夫禹功散、浚川散、琥珀散等方，以牽牛、甘遂、芫花、大戟等藥，隨手妄用，則斷乎不可也!

景岳參附理陰煎，實系良方，用之得當，每見大效，誤用則傷人，予既已詳辨之矣。更有金匱腎氣湯，為仲景先師之良方，用六味地黃加車前、牛膝、肉桂、附子，治水蠱最效，治腎氣上衝，亦甚有效。

乃有某醫者，素習葉氏《臨症指南》。葉氏初學幼科，後學方脈，與薛一瓢同時，而其道不及，惟其人靈機活潑，治病頗有聰明，但究非儒醫，所傳醫案平常，虛字亦多不順，迥非喻嘉言《寓意草》可比。乃某醫奉為家傳，治病往往仿之，偶聞王九峰先生治李姓氣衝於上，用金匱腎氣湯一藥而愈，以為得有秘法，每遇氣逆上衝治之不愈，即投以腎氣湯，往往一藥而死。後李姓有婦人吐血，氣逆不下，伊連用腎氣湯七劑，致狂吐不止，血盡而亡。又有劉頌芬之夫人氣逆不下，伊久治無效，亦用腎氣湯一服而亡。此何以故?蓋方名腎氣湯，並非肝氣湯。腎為至陰之臟，陰不潛陽，虛陽上衝，故用歸、附引火歸原，用六味納氣歸腎，自有奇效。至某醫所治者，皆肝氣也。肝為陰中之陽臟，氣至上中不下，其火必甚，非滋水養肝以平之不可，而反投以桂、附，火上添油，有不傷人性命者哉?嗟乎!以聖醫之方，亦為害人之方，皆由於古方立名之義未之能辨耳!予非敢揭人之短，惟一方之誤，關人性命，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後人凡用先師之方，不可不顧名思義也。

（附錄王子聖大歸芍湯、張潔古芍藥湯　附論噤口痢）

涵初生瘧、痢三方，真有閱歷，煞具苦心，足以活人濟世，非吳又可粗率成書之比也。時氣之病，瘧、痢最多，夏秋之間，患者尤眾。二者之病，以瘧為輕，然必治之得法，如不合法，亦頗傷人。蓋瘧論《內經》最詳，然其時專用針法，不論藥餌，並無醫方。後世醫方之多，無有過於瘧門者。如《外臺秘要》集魏晉以來諸方，不啻百首，內稱《千金方》、《肘後方》，似乎擇取最精，幾於仙傳之意。其他崔氏、深師所謂名方者，不可枚舉。大率皆云：其效如神。然其方多以常山為君，竟鮮有不用常山者。今人之體，安能當此常山之吐耶?故方雖多而不適用也。至《景岳全書》，則又以補為主，意在補正祛邪。無如補反助邪，而邪更難去。吾鄉有某醫，固守其書，見人病瘧，至有不吃補藥不診之說，於是經其治而死者不少。某醫後自病瘧，亦服補藥，以致邪不出而死。夫景岳雖偏於補，其方不盡補方，乃不善看書者，遂至害人自害，如此豈不冤哉!再如葉氏《臨症指南》，治瘧之方不下數百，而不用一分柴胡。夫柴胡為少陽經發散之品，舍此並無二味，瘧發少陽，豈能不一用柴胡?果瘧偏於熱重者，可用葉氏青蒿、鱉甲、桑葉、丹皮、知母、花粉，加減酌用；若寒重者，斷無不用柴胡。乃葉氏因毀薛氏有瘧疾不可用柴胡一語，以後治瘧竟不復用。至今吳人患瘧，皆不用柴胡，以致纏綿難愈，有數月不起者。然則《指南》之方，又烏足用哉!

惟涵初先生治瘧三方，既不用補，亦不克削，其藥平平無奇，而用之自有神效，真為治瘧之宗主也。其三方之中，二方最妙。其一方雖善，但瘧症有寒有熱，其寒未必不由太陽、陽明而來，邪從汗解，必從陽明、太陽而去。太陽為頭門，陽明為二門，少陽為三門，柴胡開少陽之門，而太陽、陽明之門不開，則汗不易透，而邪不得解。予往往用其初方，必加羌、防、葛、芷，先開太陽、陽明，一二劑後，始用柴胡，而去羌、防、葛、芷，口渴仍用葛根，而汗無不透，邪自漸輕。威靈仙初亦不用，其藥截瘧甚靈，而屢用反覺不靈，竟留待二方中用之，往往一服即止。至二方予亦不驟用，必瘧勢已衰，照方製藥，分毫不加減，煎成露一宿，大早空心服之，瘧竟鮮有不止者。此予佩服先生之方，而用之別有心得，我後人牢牢記之，雖初學亦能治瘧矣。

至治痢三方，則初方最善，其分兩亦不可加減。其微理妙論，一曰忌溫補，二曰忌大下，三曰忌發汗，四曰忌分利，皆精切無疑，而溫補之忌，尤不可忽。予近見治瘧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獨多。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於溫補也。吾鄉有大富戶，得血痢症，其為熱症無疑，此三黃湯或加生地黃湯症。乃醫者泥於景岳專事溫補，其家人參甚多，於是人參、附子屢進不休，不過九日，直至腸胃腐爛，所下如爛魚腸而死。溫補之害為何如，能不以為大忌哉!設使佩服涵初之訓，何至放肆如此?予四十餘年以來，治痢甚多，亦無死症，未嘗不得力於涵初之論也。先生方論不多，而精妙絕倫，學者其用心玩索，毋負前賢之暗度金針哉!

涵初治瘧第一方：

陳皮（一錢）　半夏（一錢）　白茯苓（一錢）　威靈仙（一錢）　柴胡（八分）　蒼朮（八分）　黃芩（八分）　厚朴（八分）　青皮（六分）　檳榔（六分）　甘草（三分）

第二方：

生首烏（三錢）　陳皮（八分）　柴胡（八分）　白茯苓（八分）　炒白朮（二錢）　黃芩（八分）歸身（一錢）　威靈仙（一錢）　鱉上甲（二錢，醋炙炒）　知母（二錢）　甘草（三分）

加生薑三片，河井水各一碗，煎至八分，加無灰酒五分，再煎數滾，夜露一宿，於瘧期清早空心服。

第三方：

人參（一錢）　黃耆（蜜炙一錢二分）

歸身（一錢二分）　白朮（一錢）　陳皮（八分）　柴胡（八分）　升麻（四分）　甘草（三分）

或加：何首烏（二錢）　炒知母（一錢）

又加：青蒿子（八分）　麥芽（一錢）

涵初治痢第一方：（第二、三方不錄）

生黃連（一錢二分）　生黃芩（一錢二分）　白芍（一錢二分）　山楂肉（一錢二分）　枳殼（八分）　川樸（八分）　檳榔（八分）　青皮（八分）　歸身（五分）　甘草（五分）　地榆（五分）　紅花（三分）　桃仁（一錢）　木香（二分）

如滯下之甚，加大黃二三錢。

涵初治痢之方，固甚妙矣，然亦尚有虛弱之體，而得痢症，腹痛裡急後重，勢不得不通因通用，不得不用大黃，而又恐其難受，將奈何?乃聞前輩王子聖者，治痢頗有名，不論虛實皆極效，刊有瘧痢一書，但不甚行。予於金幕友書匣中見之，翻閱一過，其治瘧總合司天歲會，用藥未免拘執，故治瘧不甚效。惟治痢有大歸芍湯，其方雖虛人痢疾，無不一劑而通，二、三劑而愈。予知其方乃從潔古老人芍藥湯變化而來，深合《內經》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之意。不獨虛人可恃無恐，即不甚虛者，亦未嘗不宜。故予治痢，或用涵初方，或用大歸芍湯，頗獲效驗。今並錄出，以聽後人之取裁!

全當歸（八錢）　生黃芩（一錢）　大白芍（八錢）　川連（一錢）　山楂肉（三錢）　萊菔子（二錢）車前子（一錢半）　檳榔（八分）　生大黃（二三錢）　厚朴（八分）　枳殼（八分）　甘草（五分）

大白芍（一兩）　黃連（五錢）　當歸（五錢）　黃芩（五錢）　大黃（三錢）　肉桂（二錢五分）甘草（二錢）　檳榔（二錢）　木香（一錢）

上九味，㕮咀，每服用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溫服。如痢不減，漸加大黃，食後服。喻嘉言先生論治痢，恐陽陷於陰，用逆流挽舟之法，最重活人敗毒散，於痢初起時用之。予仿其意，而恐羌、獨過於表散，於大歸芍湯中加柴胡一錢許以升少陽，葛根一錢許以升陽明，不致清陽下陷，獲效頗易。並不犯涵初發汗之忌，而可收嘉言逆挽之功。但可加於歸芍湯中，若加於涵初之方，嫌其不符合也。

痢疾經稱腸澼，今稱滯下，皆濕熱蘊結所致。濕熱干於氣分則白，干於血分則紅。治法主通，《內經》通因通用，為痢言之也。症雖日夜百行，通則自愈，不至於死。惟噤口痢實屬危險，飽不煞的痢疾，奈何湯下不下乎?其故亦由濕熱熏蒸，胃口壅塞不通，非通不生，而通胃口，頗難於通大腸。古方或用人參加石蓮肉，或用敗毒散加陳倉米，謂之倉廩湯，而多不效。夫濕熱之毒壅塞胃口，乃藥必用參，適以助邪，安望其通耶?大抵非苦寒之品，加以通胃降氣之藥不可。或云涵初之方，非苦寒為君耶?然則即服涵初方可矣。不知噤口痢連藥亦不能下，如能下，不為噤口矣。大約初起，只好以些少藥緩緩投之，以生川連為君，稍加通藥一二味，或加制軍少許，但得下咽不嘔，即緩緩再進；藥果能進，自可漸漸納穀，然後以大劑通大腸之藥進之，大腸得通，胃口自不壅塞。予嘗治此症，用生黃連五分，新會皮五分，鮮竹茹三錢，煎清汁半鍾，以銅匙少少進之，略停一刻再進，半日始將半鍾服盡，竟得不嘔，居然胃漸開而熱漸退，可進米飲，次日以涵初方加大黃三錢與服。其始便次不可數計，服藥後約三四時辰，陡然大通，便次大減，腹痛亦大減。次日只解六次，再進原方，減大黃一錢，又再進原方，去大黃不用，而痢全止矣。因治噤口痢不易，特記此案，以見急症緩調之法，切勿急投大劑，致胃不能受，以為無藥可救矣，不知所貴在服藥得法耳!我後人不可輕視此法也。

吳又可以溫作瘟，竟謂古書無瘟字。不知溫病古人未嘗無書，仲景先師現有溫病上中下三篇，至劉河間《原病式》，大率皆言溫病。其餘論溫症者，不可枚舉，治溫之方，亦不可枚舉。所謂溫者，大抵六淫之氣，人感之而化為溫熱時邪是也。至論瘟疫，卻無專門。吳又可當兵荒之際，瘟疫傳染，欲另闢一書以濟世，何不可有助於醫，惜以溫為瘟，字義不清，意在論瘟而說在於溫。惟急下一說，合乎溫症，其他論說，無非時邪之溫病，混時邪於瘟疫，其貽害匪淺。時邪無時不有，瘟疫輕易不見。果系瘟疫，初病即有臭氣觸人；時邪初起則不然，必數日傳至陽明腑症，或有氣味，然亦只作腐氣，不作屍氣。瘟疫初發，即作屍氣，輕則盈床，重則滿室，誠非急下不可；若系時邪，或感風寒，或系暑濕，或系燥火，或由太陽而入，或由口鼻而入，仍當按經施治，豈可以下字蔽之乎?後戴麟郊《瘟疫明辨》，較勝於吳又可之論，惟重用下法。書中有二語云，傷寒下不厭遲，時邪下不厭早，則大有語病，若改為瘟疫下不厭早，則得矣。至又可達原飲一方，最屬夾雜不清。若症屬寒耶，何以用黃芩、知母?症屬熱耶，何以用草果、厚朴?其意固以為熱也，行將下其熱，何又助其熱?芩、芍、知母之涼，恐難敵草果、厚朴之燥烈。若云非此不能達膜原，夫膜原近在陽明胃經，達之之藥甚多，方欲急下其熱，何必用此燥烈達之也?且從不聞草果、厚朴為達膜原之品也。吳又可一書，卑卑不足道，原可置之勿論，奈為其所誤者，幾於相習成風，害人而不知悔，非吳氏之流毒哉!予故不得不明辨而深斥之。

吳又可書二卷，中有正名一條，因其溫疫二字，只用溫字，不用瘟字，以為後人添設，只要稱為疫而已。不知瘟疫二字，義本有辨。瘟屬陽毒，疫屬陰毒，不得概稱熱症也。道光五年，大行疫氣，但服大熱藥則生，不及服則死，俗謂之麻腳瘟，其實寒症也，陰毒也。十二年大行瘟症，得病即壯熱非常，神糊妄語，甚則發狂，稍服燥藥，立見致命，服犀角地黃湯則愈，此瘟症也，陽毒也。此二年中《瘟疫論》之方，無所用之。吾故曰：又可之書，義理粗率，不求精詳也。如雲臨症悉見溫疫，傷寒百無一二，有是理乎?既以溫疫為熱症，以三承氣湯為主治，何又先用達原飲耶?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內因、外因皆有溫症，但可謂之溫，不可謂之瘟，然則瘟疫之瘟，亦不得謂之溫也。

或問時邪未嘗無瘟症，如大頭天行、蝦蟆瘟等症，不亦謂瘟疫之類乎?然此等瘟症，究屬時邪，非同兵荒之後，死亡相繼，屍氣化為厲氣而行瘟也。其治法不離乎東垣先生普濟消毒飲。設又可遇此，亦能和達原飲耶?亦能三承氣湯下之耶?

或問時邪盛行之時，亦有逢人傳染，似乎瘟疫者，究系六淫之氣，而非兵荒之後，厲氣所沖，見症即當用下者也。《景岳全書》亦有瘟疫一門，而施治之方，無異時邪。他書亦未嘗無論瘟疫者，而亦治同時邪。若有高明，於傷寒外定為時邪一門，於時邪外定為時邪之瘟疫一門，於時邪之瘟疫外另定天地厲氣所中真正瘟疫一門，如此分門別類，按症施治，自可無訛。惜古無是書，致吳氏混瘟疫於傷寒，謂所醫之症，止見瘟疫，不見傷寒，殊不知傷寒與瘟疫，風馬牛不相及，何可相提而並論也?

今之醫者，見人有外感，即曰上時邪，即斷之曰此七天症，七日不解，則曰十四天症。不知外因之症有三：曰傷寒，曰時邪，其輕者則曰感冒。

惟傷寒必講傳經，《內經》有之：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至七傳經盡，而太陽病衰，八日而陽明病衰，九日而少陽病衰，十日而太陰病衰，十一日而少陰病衰，十二日而厥陰病衰。治之各通其臟脈，病日衰已矣。此不過本七日來復之義，並無復傳之說。復傳之說，出成無己註釋之謬，前人馬元臺早批駁之。蓋厥陰至太陽有數經之隔，豈有遽出而傳太陽之理?即七日傳經，在《內經》亦明白示人，知在太陽，即在太陽治之，不必待傳陽明也；知在陽明，即在陽明治之，不必待傳少陽也；知在陽分，即在陽分治之，不必待傳入陰分也。且所謂一日、二日者日字，亦不可呆講，猶言一傳、二傳耳!蓋人有虛實不同，有胃氣素旺，太陽受邪，經二、三日而不傳陽明者；有衛氣本虛，始終太陽之邪不去者。豈可以呆法治之?凡此之論，乃論傷寒也，而江南無正傷寒，如仲景麻黃等湯，殊不合用。

大抵時邪居多。所謂時邪者，冬寒、春溫、夏暑、秋涼，受之者曰時邪；又有冬宜寒而溫，春宜溫而寒，夏宜熱而涼，秋宜涼而熱，所謂非時之寒熱，故直謂之時邪。其受寒涼，有由太陽而入者，必有頭項痛、腰脊強等症；或傳陽明，必有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等症；或傳少陽，必有脅痛，耳沉、口苦等症。此當按三陽治法，勿使傳裡，此所謂小傷寒也，但亦當小其治耳!其受溫熱者，大抵由口鼻而入，不走太陽，每由陽明而達膜原，失治則易侵心胞，有神煩、譫語之慮。治宜辛涼，涼藥為主，辛藥為佐。若夏令炎熱太過，致煩熱、無汗，此必用白虎湯，或天生白虎湯服之，即大汗而解。但必先審其大渴欲冷飲，乃真受熱，否則亦不可妄投也。

若夫感冒，不過些微外感，小小疏散，或有停滯，稍加消導宣通，不難一藥而愈。乃醫者，亦曰此七天症候。初感未免兼有寒熱，乃曰此作瘧未正，多用柴胡，欲其成瘧。不知柴胡為少陽經藥，感冒初起，無在少陽經者。柴胡誅伐無過，感冒不轉難去耶?更有見感冒即曰時邪者，治以《溫疫論》之達原飲，不愈，即轉用下法，以致害人而無悔，尤可嘆也!

夫《溫疫論》作於吳又可，伊乃明末人，其時兵荒相繼，百姓流離，死於溝壑者不知幾千萬，其屍氣化為厲氣，流行於天壤之間，中其氣者，延門逐戶，無不受病，且傳染無窮，古方雖間有溫疫，而無以溫疫成書者。吳又可窺破病由口鼻而入，邪在膜原，遂立達原飲，且宜急下，故方多用下法。其時治必有效，因特撰《溫疫論》二卷，獨開生面，未嘗非醫家之一助。然其書義理粗率，不求精詳，果遇溫疫之年，可用其法。今之時邪，並非溫疫，何可妄用?若夫視時邪無異溫疫，初診即用達原飲，草果、厚朴屢進，以致燥熱不堪，旋即以大黃下之，幸而生者，且以為功，不幸而死，則以為病本不治，其實有以致之也。以達原飲治時邪，不知出於何典，可怪哉!尤可詫者，或有重勞倦，未免寒熱，而亦治同時邪，投以達原飲。夫勞倦發熱不重，有汗不退，乃陰虛也，而誤為時邪遏伏，妄用達原，致犯虛虛之戒，遺人禍殃。予親友中被害不悟者有之，徒令予為之浩嘆而已。吾家有習醫者，務須博覽群書，精求義理，勿貪一書之簡易，孟浪施治也。大抵勞倦之寒熱，似乎外感者甚多，然必有辨其熱必不甚，且按之愈重，則熱愈輕，寒亦若有若無，或輕或重，得暖便解，熱時或有微汗，仍不退熱，其手心之熱必甚於手背，或兼頭疼，或時疼時止，或重或輕，雖身體倦痛，精神疲睏，而人事清白，無神糊譫語之象。此則調其氣血，安心靜養，自然痊可。更有勞倦傷陰，汗不退熱，則以生地、當歸輩養陰清熱，熱自退而病自愈。若誤以外感治之，必犯虛虛之戒，再以時邪遏伏治之，妄用達原飲，鮮有不殺人者。

初診立方，宜小其制，不及可以補進，太過恐挽救為難也。如遇傷寒，似可以用麻黃湯，而姑用羌、防。江南無正傷寒，麻黃湯甚不合用。昔陶節庵制九味羌活湯，以代麻黃湯，煞有苦心。知人傷於寒則病熱，於方中特少加生地、黃芩以預防之，真良法也。然予思初受寒邪，芩、地究慮其早，往往去芩、地，加當歸、赤芍，兼加二陳以和暢陽明，使痰不生而邪無所踞，寒頗易解，而熱亦不甚，似亦芻蕘之一得。遇陰虛不能化汗者，當歸用至八錢，一汗而解。曾醫李青原著有成效。此等運用，學者宜知。至於傷風，亦不必驟用桂枝。南方之風氣柔弱，非比北方之風氣剛勁，只須蘇杏二陳加防風錢許可解。如果頭痛、項強，傷及太陽，不見有汗，則羌、防亦可稍加。如果畏風兼畏寒，則桂枝亦可加用，但不宜多耳。

至於時邪症候，乃天地六淫之氣，非盡寒邪，亦非盡熱邪也。如受風寒，則按上法治之。如受暑，則多從口鼻而入，侵及心胞，三陽之藥全不合用，宜清暑益氣湯，六一散或生脈散，於醫書暑門內參酌而用之。惟暑能傷氣，不可妄用溫散；暑能傷陰，不可妄用剛燥也。如受熱，則所謂陽邪，不同暑乃陰邪也。故受暑必有汗，而受熱必無汗；受暑則心中懊憹，受熱則神情煩躁。人參白虎湯、天生白虎湯服之，一汗而解。有治之已遲，熱入心胞者，則犀角地黃湯在所必用。診此須分析明白，切不可暑、熱混為一門也。若夫長夏傷於濕，有宜燥者，有宜利者。但長夏受濕，往往兼暑，暑傷氣，暑傷陰，專於燥、利，又恐轉傷陰氣，濕更難化。昔人以補中益氣湯調理脾胃，濕自不能困脾；以六味地黃湯治下焦濕熱，而濕熱因養陰而化。此皆治其本也。若先治其標，則五苓散、四苓散、平胃散、小分清飲、滲濕湯，皆可相宜而用。要之，濕有未化熱者宜燥；漸化熱者宜濕熱兼治，古方所以有二妙、三妙也；濕有全化熱者，則宜專治其熱。今人總言曰濕熱，而不分此三等治之，所以鮮效也。至於冬傷於寒，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濕，此《內經》之言也。而喻西昌增為長夏傷於濕，秋傷於燥，實有至理，足補《內經》之缺。常見秋分以前，或暑氣未盡，即濕氣亦未盡，秋分以後，暑濕俱退，金風拂拂，燥火侵人，肺不耐燥，故生咳嗽，喻氏清燥救肺湯實可獲效。乃柯韻伯以為多事，此不過欲抹煞前人，自詡高明耳!即其傷寒註釋之書，何能如喻氏之深入而顯出?吾輩宜宗喻氏，即秋燥一層，毋庸疑議，庶可備六淫之氣，而詳審時邪之病也。

但用藥之道，宜小其制，得效乃漸加增。李士材云：將欲用涼，先之以清；將欲用熱，先之以溫。後人萬不及前人，安得任意妄用乎?至於大寒、大熱之藥，尤宜謹慎。寒藥如水，熱藥如火。譬如一卷書，錯落水中，急急撈起，難免破爛矣；錯落火中，急急救起，難免枯焦矣。病人之臟腑，豈堪破爛、枯焦乎?若夫用下，更宜慎之又慎。六淫之邪，如風寒便閉，腹痛拒按，熱邪傳裡，神糊譫語，可以用下，然非瘟疫，亦下不可早。至暑濕亦可用下乎?戴北山《瘟疫明辨》，較勝於吳又可《瘟疫論》。然其書止辨氣一條，謂瘟疫必作屍氣，不作腐氣，可見時邪、瘟疫之分，而其餘所論，則皆時邪也，何不云時邪明辨，而曰《瘟疫明辨》耶?其最誤人者，謂下法至少用三劑，多則有一、二十次者。人之腸胃無血肉，不得已而用下，未嘗不傷氣血，下至一、二十次，豈不邪正俱亡耶?戴北山究治何人，具有成效，並無醫案，而為此妄言，其害不更勝於吳氏耶?今之醫者，輕率用下，往往以此為辭。現有鄉醫某姓，在城懸壺，好用下法，屢次誤事，每以下遲下少為說。予親見李氏子出麻，被其再下而死，而猶執戴氏之說以為辨，豈不深可痛恨哉!予此篇真可謂之明辨，我後人宜細玩之，切忌之，毋負老人苦心也。

人之五臟，惟肝易動而難靜。其他臟有病，不過自病，亦或延及別臟，乃病久而生克失常所致。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臟。肝位於左，其用在右。肝氣一動，即乘脾土，作痛作脹，甚則作瀉。又或上犯胃土，氣逆作嘔，兩脅痛脹。肝之大脈，布於兩脅，而胃之大絡，亦在兩脅也。又成上而衝心，致心跳不安。又或上而侮肺，肺屬金，原以制肝木，而肝氣太旺，不受金制，反來侮金，致肺之清肅不行，而嗆咳不已，所謂木擊金鳴也。又或火化為風，眩暈非常。又或上及巔頂，疼痛難忍。又或血不榮肝，因不榮筋，四肢搐搦，周身抽掣。又或疏泄太過，致腎不閉藏，而二便不調。又或脹及背心，痛及頭項。其變幻不測，不能盡述；其往來無常，不可思議。總之，肝為將軍之官，如象棋之車，任其縱橫，無敢當之者。五臟之病，肝氣居多，而婦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氣，則思過半矣。《內經》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酸以斂之，甘以緩之。後人立方，合三法為一方，謂之逍遙散。用柴胡為君，以為辛散；用白芍以為酸斂，用炙草以為甘緩。因肝氣必有肝火，又加丹皮、山梔，謂之加味逍遙散。今之醫者，一見肝氣，即投以逍遙；不應，即投以加味逍遙；再不應，則束手無策矣。不知《內經》論治肝，不過言其大概，臨證則變幻無常，而治法甚多，豈能拘於三法?

予嘗深思詳考，治肝竟有十法焉。心為肝之子，實則瀉其子，一法也；腎為肝之母，虛則補其母，二法也；肺為氣之主，肝氣上逆，清金降肺以平之，三法也；膽在肝葉之下，肝氣上逆，必挾膽火而來，其犯胃也，嘔吐夾酸、夾苦酸者，肝火苦，則膽火宜用溫膽法，平其膽火，則肝氣亦隨之而平，所謂平甲木以和乙木者，四法也；肝陽太旺，養陰以潛之，不應，則用牡蠣、玄武版介類以潛之，所謂介以潛陽，五法也；肝病實脾，則仲景之老法，六法也；亦有肝有實火，輕則用左金丸，重則用龍膽瀉肝湯，亦應手而愈，七法也。合之《內經》三法，豈非十法乎?若夫專用破氣，縱一時較快，而旋即脹痛，且愈發愈重，此粗工之所為，不足以言法也。然而庸庸者，大抵以破氣為先，否則投以逍遙散，至不應，則以為病重難治，豈不冤乎?予故特作肝氣之論。

或問逍遙散一方，集方書者，無不取之，如子言，其方竟不可用歟?予應之曰：逍遙散本是良方，奈粗工不善用，遂覺不靈耳!其方以柴胡為君，主於散郁，所謂木鬱達之也。果病者肝氣鬱結，或為人所制，有氣不能發泄，鬱而生火，作痛作脹，脈雖弦數而見沉意，投以逍遙，辛以散之，自然獲效。若其人並無所制，而善於動怒，性不平和，愈怒愈甚，以致肝氣肆橫，脹痛交作，不時上火，頭疼頭暈，脈來弦數而無沉意，此乃肝火化風，平之不及，而猶治以辛散，譬如一盆炭火，勢已炎炎，而更以扇扇之，豈有火不愈熾，而病不加甚耶?故逍遙散非不可用也，奈用之者，自不求甚解耳!

（三條　附錄龔趙氏常服調理方）

類中之症，多由肝虛生風，所謂內風，非外風也。間有外風引動內風者，然所見甚少。大抵風自內生也，故景岳直謂之非風症。其論曰：凡非風，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四肢無力，掉搖拘攣之屬，皆筋骨之病也。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故筋有緩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總由精血敗傷而然。如樹木之衰，一枝精液不到，即一枝枯槁。景岳素重溫補，而於類中之症，則獨重養血。誠以《內經》有云：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治偏廢者，能無以養血為主乎?陳臨川先生有云：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可謂要言不繁。予數十年來，守此法以治類中，未有不效。雖初病亦有痰涎壅塞，不得不先為疏通者，然如活絡丹方，不宜多用，恐養陰不及，反耗其陰也。乃乾隆年間，揚州鹽商；不知所延何醫，制有再造丸，藥味夾雜五十餘味，多用香燥，以為可以通絡開竅，全不思類中多由精血不足，肝失所養，虛風鼓動，經絡空虛，焦燥太過，轉傷陰血，何能熄風乎?吾鄉有原任池州府吳某者，半身不遂，延予調治。其人好內，腎不養肝，陰虛火盛，且食量甚大，專嗜肥濃，胃火亦甚旺。予專以滋肝清熱，兼以清胃消痰，日見痊好，惟語言謇滯耳!或勸以須服再造丸，予再三開導與病不合，伊見手足如常，亦暫依從，常服膏方，不復診治，已數年矣。乃忽急延予診，至則臥床不起，謂左腿不知何在矣。細詢其過，則有某醫者，勸服再造丸，其人本自賣此丸，連服五丸，而左腿若失矣。伊悔恨無窮，求予挽救。予曰：還爾腿尚可，履步如常，萬不能矣。仍以前法加減，調治十數日後，腿漸有知，又數日漸可待人而行，而軟弱無力。其人年逾七旬，現雖尚存，然經年臥床不起矣。再造丸之害如此，不知醫而妄用者，尚慎旃哉!

今之人先天不足，氣血多虧，加以利慾熏其心，酒色耗其腎，肝失所養，木燥生風，類中之症多由於此。能先事預防，一病即治，調養得法，或即痊愈，或帶病延年。予所治者不少，大約除中風不語，最難獲效，予卻不治，余則鮮有無效者，但總不用再造丸耳!如莊儀吉類中風幾二十年，至今尚存。劉頌芬類中十年，尚能遊覽。龔趙氏乃吾義女，類中治愈，今已十餘年，並不復發。又治丹徒縣熊公，今亦十餘年不復發，即如今歲朱惠疇、王新樓皆有中象，一治而愈。凡此皆先告以勿妄服再造丸。夫再造丸非必一無所用，如遇肥人多痰，經絡阻塞，或夾外風，其方香藥散藥不少，亦可有效；而如遇腎不養肝，木燥生風之症，則服之無益而有損。近來此症甚多，而一遇此症，症者、醫者以及旁人，無不欲服再造丸。嗟乎!醫理精深，豈一再造丸遂能治天下之類中症耶?予明辨之，尚望醫者同辨之，不然，吳某前車可鑑也。

予治類中症，嘗用十味溫膽湯加減。其方有開有合，以開進補，以補進開，不涼不暖，調理最宜，而治類中為尤合。惟初病夾痰，不宜用參，則易以沙參、孩兒參；初病風火交盛，則以地易熟地；心肺火旺，則以麥冬易遠志，以白芍或女貞易棗仁。若夫筋惕肉瞤，則羚羊角在所必用，所謂入肝舒筋之聖藥也；更佐以豨薟，雖口眼歪斜，無不應手而愈。至經絡不和，血脈不通，則加以參鬚、歸鬚，謂之二須飲；或助以橘絡、絲瓜絡，謂之二絡飲。至大便結燥，養陰即以潤燥，久自能通，或以五仁潤之，切不可下，致犯虛虛也。方藥甚多，不能盡述，大致如此，在後人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耳!

大生地（八錢）　北沙參（二錢）　大白芍（三錢）　大麥冬（三錢）　法半夏（一錢五分）　陳皮（八分）　雲苓（三錢）　生甘草（八分）　枳殼（一錢）　鮮竹茹（三錢）

時有加減，總不出此範圍。用十味溫膽意，而不拘拘成法。如女貞、羚羊、豨薟、二須、二絡等，亦臨時酌用。此方服數十劑全愈，迄今三十餘年，其方珍藏，其人猶健，豈易易哉!

（附論胎產金丹）

或謂予論症宜遍考病機，詳求治法，始於人有益，乃論止一二，毋乃太簡乎?不知醫書汗牛充棟，症無不備，方法繁多，何能更著書立說?惟古書雖系名家，或立說偏執，予不得不辨；庸工淺陋，誠恐害人，予不得不辨；而予非治有成效，屢試屢驗，亦不敢妄為辨論也。即如胎孕一門，婦人以此為重，數年不孕，即延醫服藥，膏、丸並進，乃不獨不能受胎，而轉生他病，月事不調一月經行二三次，甚且淋漓不盡，致成崩漏。此何以故?大率醫家皆以溫熱藥為主，而婦人亦以為多服溫熱，即可受孕，不知未能受胎，而早已受害矣。夫天地之道，陰陽和而萬物生焉，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其以春藥醫男子，謂可種子，已遺害無窮，何能生子?即或生子，而胎毒甚重，赤遊丹等症，疊起環生；縱或苟延，天花症斷難存活。此男子服春藥之效也。乃治婦人亦用此法，以致血海之波瀾不靜，血熱妄行，經且不調，安能懷孕乎?總之婦科首重調經，縮則為熱，過則為寒，如果月事愆期，脈來遲濡，實屬虛寒，寒體不能受胎，溫經亦可，但此等脈象最少。蓋今之婦人，十有九肝氣，脈多弦數，再服溫熱，必致肝火盛而血妄行，其患豈獨不受胎乎?予嘗見望子之婦人，愛服暖藥，而庸工多附婦人之意以用藥，究之子不得孕而病不離身，實堪痛恨，故辨言及此。至於業已受孕，而又易於滑胎，大約在三月內者居多，請醫保胎，竟未見有能保者何也?蓋庸工既不讀書，故不明醫理也。夫婦人懷孕，一月足厥陰肝養胎，二月足少陽膽養胎，三月手厥陰心包絡養胎，四月手少陽三焦養胎，四經皆有相火。凡滑胎者，皆由水不濟火，血熱所致，欲安胎必須涼血。雖朱丹溪代人安胎，用白朮為末，以黃芩煎湯下之，遂得安好，後人因以黃芩、白朮為安胎之聖藥。其實黃芩性涼，白朮性燥，懷孕三月前後，胎火、相火併旺，只宜涼之，不宜燥之。今粗工安胎，總恃此二味，或加續斷，而全不見效。不知胎前宜涼，三、四月內尤宜於涼，治以燥藥，胎何能安?續斷性溫而動，保胎宜靜不宜動，藥當論性，豈能取其名以為用耶?若至五、六月間，足太陰脾、足陽明胃養胎，可健脾胃，丹溪方或可全用耳!丹溪必不欺人，但其方未注月分，恐亦在脾胃胎時耳!蓋胎以二十七日為一月，三月半後，已換養胎之經矣。予安胎不知凡幾，無有不效。如丁鄒氏三次滑胎，鄒趙氏七次滑胎，繆余氏十一次滑胎，總在三月之內，後俱請予保胎，無不安全，且生產後或更懷孕，竟無滑胎之慮。予總以生地養血涼血為君，黃芩則加之，白朮則不用，人稱余善保胎，其實並無異法，不過深悉養胎之經，知胎前宜涼之理，不泥於丹溪之法耳!此實屢試屢驗，故詳論之，以示我後人，庶不至以濟世之術，轉變為戕生之術云!

或問部胎產金丹用以調經可乎?曰：不可。金丹真良方也，然名曰胎產，因胎前、產後而設。其方以河車為君，佐以肉桂，取溫暖暢達之意。懷孕將至足月，不復宜涼，服金丹一、二丸，可以易產；產後最忌停瘀，服一、二丸，可以行瘀。予治旗營婦人，懷孕五、六月忽小產，二胎不下，腹痛異常，以芎歸湯下金丹一丸，不過數劑，衣胞下而腹痛止，足見為行血通瘀之品，胎前、產後實屬相宜，至婦人經水不調，豈皆虛寒停瘀所致，如果過期不至，子宮虛冷，金丹可服，否則經不過期而轉頻數，金丹豈可服耶?至有善於滑胎，而欲以金丹保胎者，則保之適以催之，殊可笑也。

病之生也，百出不窮，治法總不外乎陰陽五行四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醫以陰陽五行調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陰陽。陰陽即血氣之謂也，氣為陽，血為陰也。氣血即水火之謂也，氣為火，而血為水也。氣無形，而血有形，氣附血以行，血無氣亦不能自行。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陰陽和而萬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陰陽必得其平。醫者偏於用涼，偏於用溫，皆不得其正也。

醫有定理，亦有活法。王太僕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此定理也。又有論目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責其無水；能近視不能遠視，責其無火。夫目乃水精之光，無水則任意滋水可也。而書稱目無火不病，又稱眼病無寒，設以不能遠視之故而任意補火，能無損目乎?凡人生而近視者甚多，往往不受熱藥，此則當參以治法，不可盡責其無火也。

用藥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際，病重藥輕，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否則法先宜小，有效乃漸加增，不得以古方分量之重為準。況考古方之分量，合之於今，並不甚重。如仲景立方，動以斤計，或稱升合，似甚多也。及其用末藥，不過方寸匕；丸藥如梧子大，所服不過三十粒，又似甚少。何丸、散、湯液之相懸如此耶?考《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之一兩，古三升為今之一升，則所兩者，僅得今之三錢耳!且仲景湯液總分三次服，則又止得三分之一。合而計之，豈非古之一兩，僅得今之一錢乎?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強弱，藥有剛柔，醫者知所變通，庶幾有得耳!

凡人有病，如鎖錯鐄；醫者治病，如以鑰開鎖。不善開鎖，雖極用力而鎖不開，甚且將鎖損壞。銅匠善開鎖，只須銅錢一根，輕輕一撥，而鎖自開。故不善治病者，雖用重劑，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須一藥，即可得救。初學治病，當自審其能治則治，否則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識病情，孟浪用藥，將人損壞，雖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鎖可損也，人亦可損乎哉?

凡用藥調理病人，如澆灌花木，然有宜清水者，有宜肥壯者，既得其宜，而又澆灌適中，無太過不及之弊，自然發旺異常。調理病人亦然，有宜清養者，有宜峻補者，有宜補氣者，有宜補陰者，必求其當而後有效，不可矇混施治也，即如有求速效者，以為人參補氣，既服人參，何氣尚不足?熟地補陰，既服熟地，何陰尚不足?不知用藥培養，亦如澆灌花木之道，澆灌得宜，則花木藉以易長，非所澆灌者，即是花木也。即如芍藥最宜稠糞，多以稠糞加之，豈即變為芍藥乎?是故氣虛者，宜參，則人之氣易生，而人參非即氣也；陰虛者，宜地，服地則人之陰易生，而熟地非即陰也。善調理者，不過用藥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氣，若以草根樹皮，竟作血氣用，極力填補，如花木之澆肥太過，反遏其生機矣。我輩用藥，總要輕重得宜，不可呆泥。況善用補者，補中有開，譬如作文，盡填實字，無一虛字，可能成文乎?總之，不通儒學，不能通醫理也。

藥有甚貴，宜於人有益而反有損者，人參是也。據《本草》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可謂仙丹矣。於是富貴之家，病至莫救，無不服參者，奈十難救一。蓋參雖補氣，必得人有氣而弱，可以補救；若氣至無何有，人參何能為無氣之人生出氣來耶?然此不過無益而已，而更有損者，何也?富貴之人，驕奢之性，淫欲不節，自謂體虛，初病即欲服參，庸工無識，意在奉承，一藥不效，遂即用參，或因外感邪滯未去，得補不治，或因內傷壯火食氣，得補病進。予至親丁吳氏，肺熱音啞，某醫順病人之意，人參服之數兩，而更無音。乃延予診，囑以停參，進瀉白散數服而愈。又予至友吳在郊翁，肝火上升，頭暈、出汗，其家皆以為虛，某醫亦以為虛，逐日服參，而汗、暈更甚。遂延予診，欲代平肝，本人深信，而旁言嘵嘵，以為如此溫補，汗尚不止，況停參服陰藥耶?予辨以服參多日，毫未見效，且覺病進，猶不更法，必欲以參治死老翁耶!予曾代伊家排難解紛，素知感激，故能如此爭論。而其子以為知醫，最喜用參，某醫附和之，究不信予之言，幸老翁深信不疑，自願服予之方。予總以平肝養血為主，調理一月而愈，然則服參何益耶?更有目睹者，吾鄉富戶趙氏，為予近鄰。其父血痢，死於參。其弟疔證，亦死於參。又有吳景賢者，偶感時邪，趙氏因其父之老友，特送參數錢，景賢並不肯服，奈旁人以為財東所送，何能不服?某醫尤加附和，極力勸服，遂致邪不出而死。此皆人所同知，以益人之藥而損人，誰之過歟?予治病四十餘年，大抵富貴者少，中平者多，類多無力用參，而予亦輕易不用；即富貴之人，其病不當用參，予必禁止不用。如必用參而始能活人，則無力之人能活者有幾哉?

藥有極賤，似於人無益而大有益者，黑芝麻荄是也。予嘗治肝氣脹痛異常，氣逆嘔吐，前醫用二陳、香附、木香，順氣不效，加用破氣，如枳殼、腹皮、烏藥、沉香之類，更不效。予思肝氣橫逆，固非順氣不可，但肝為剛臟，治之宜柔，前醫所用皆有剛意，故肝不受。治宜甘以緩之，兼養陰以平肝，然非兼通氣之品，亦難速效，惟通氣之藥，難免剛燥之意。偶思及芝麻荄，外直內通，其色黑可徑達腎，其性微涼，毫無剛意，遂用一支，助以金橘餅三錢，一服而效，數服全愈矣。每遇舉發，即用是方，無不速愈。嗣後予治肝氣必用之，無不應手，所謂軟通於肝最宜。因思凡人臟腑之氣，無不貴通，《內經》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固已。而推廣其意，通則不脹，脹則不通；通則不逆，逆則不通。凡治氣病，無不宜通，不獨肝經也。兼治哮症多年，腎氣上逆，予用六味地黃加減為丸，每服五錢，以芝麻荄一支，煎湯下，竟能漸愈，久不發矣。又治肝氣犯胃，飲食阻滯，欲成膈症，予以滋潤平肝、青金暢胃之品，加芝麻荄、金橘餅，十數服而愈。又遇脹症，幾有單腹之象，予用甘麥大棗湯加芝麻荄、金橘餅，連服月餘而愈。其它諸氣為病，服之得效者，不可數計。今諸親友，凡有氣症，延予診治，必囑以芝麻荄為家藏。若夫財翁，惟知愛參，此種賤藥之妙，彼固不知，且不信也。此藥各家本草所不載，予偶得之，十年於茲，始以治肝氣，漸則可治之病甚多，雖蠱脹單腹，亦所能治。予不肯以為獨得之奇也，特表而出之，以公諸世。

予嘗以所閱醫書，配以儒書。如《內經》，儒書之五經也；仲景《傷寒論》、《金匱玉函》，儒書之四書也。漢以後醫書雖多，皆不甚醇正，惟喻嘉言發揮仲景之書，精微博大，奧義畢宣，儒書中之朱注也。雖有柯氏出其後，意欲抹煞喻氏以炫其書，亦如朱注之後，有吹毛求疵，妄肆譏評者，究何能滅朱文正而行其說耶?予所以心悅誠服於喻氏也，惟其書獨詳於《傷寒》、《金匱》，欲為仲景後之一人。其《醫門法律》於雜症頗略，幸有《馮氏錦囊》，書稱美備，議論深醇，且其書於幼科尤為精細，為錢仲陽所不能及，即如痘症一門，予嘗本之以治家中痘症，皆萬全無弊，時下幼科所未嘗見也。予故於喻氏外，又推重馮氏，而欲後人學之也。

予不習外科，而治楊梅瘡十數人，果未吃捺藥，無不應手而愈者，蓋推馮氏治痘之法而用之也。今外科治楊梅，總不離乎下法。不知此毒必須升透，即如治天花，果能升透如花之發旺，自然上漿結痂，無不順吉。升透之法，必善內托，保元湯：人參、黃耆、官桂、糯米、紫草、甘草，所以為主方也。若肆用大黃，氣血下虛，痘必內陷，毒何能透?命何能保耶?夫天花先天之毒也，楊梅後天之毒也。先天之毒欲透發之，猶必內托，不可傷其氣血；後天之毒欲透發之，可不內托，而惟以大下傷其氣血乎?蓋氣血旺，則毒易托出而易盡，無後患也；氣血弱，則毒難托出而難盡，遺禍無窮：是故切不可傷其氣血也。天花、楊梅，竟屬一理，予比而同之，聞者得毋驚而至於惑乎!然予天花雖少，而無不愈，治楊梅較多，而亦無不愈，取《錦囊》治痘之意而貫通之，屢獲大效。吾家後學，或不治楊梅，而家中生育甚多，幼子童孫難免痘症，能講求於馮氏之書，庶幾有得，而不至受時下幼科之害也。

今將治楊梅之法，姑述大略。楊梅初起，火毒甚重，大便必難，不得不先通之，龍膽瀉肝湯加大黃，三兩劑，大便已通則止。此等毒由肝腎受者居多，故先用此湯。或已現於面，毒已由臟及腑，面部多屬陽明，陽明主肌肉，則用河間防風通聖散，內有發散、攻下、清涼解毒諸藥，且有兼顧氣血之品，可服三、四劑，亦大便通即止。二方皆以土茯苓二兩，煎湯煎藥。戒吃茶葉，恐解藥性。嗣則看其人之本體，如氣分不足，則以四君加敗毒之品　，銀花、槐蕊之類；如血分不足，則以四物加敗毒之品，銀花、槐蕊可以多加，更加養血涼血之品。亦以土茯苓煎湯煎藥，另合五寶丹：硃砂五分，琥珀五分，滴乳石五分，珍珠五分，研極細，入冰片二分五釐，牛黃五分，再同研，加飛羅面二兩和勻，瓷瓶收貯。每服五分，土茯苓湯下。逐日必戒茶飲，恐解性，可以土茯苓湯代之。如此醫治，輕者丹服一料即愈，重者不過二料，無不愈者。予屢見有過服下藥，致飲食不進，而其瘡臭不可近，予用歸脾湯合加味五寶丹，不過三服，其臭遂止，十日後而其瘡愈矣。其一為巫某，其一為老友柏邃庵，今邃庵八十有四猶健，可問而知也。

最可笑者，吾鄉之小兒科，自不知書，毫無學問，不過其師傳以發散、消導數方，如張子和三子養親湯：蘇子、白芥子、萊菔子，在所必傳，加以羌、防、柴、葛、枳殼、腹皮、山楂、厚朴消導藥十數味，再傳以脈案，曰：受涼停滯。食乳相裹，防變防驚數語，遂即懸壺行道矣。每遇臨症，即將師傳數語立方，叮囑人家症重不可吃乳，米飲亦不可吃，日以發散、消導與服，數日不退熱，不易原方，雖十數日不退熱，仍用原法，略為加減耳!其家少進米飲，則曰吃壞了。因燥藥吃多，血分大虧，不能榮筋，以致抽搐，則曰此急驚也，吾早言之矣。多日不吃飽乳，且服發散，治得氣微欲絕，則曰此慢驚也，吾早言之矣。直至於死，醫者不悟，而受害者亦不悟，猶以為先生甚靈，彼早言矣。尤可恨者，有拂驚之婦人，毫無傳授，妄行作孽，其兒並無驚，實因誤藥，氣血已虛，往往一拂而死。夫喜、怒、憂、思、悲、恐、驚，驚乃七情之病，必因驚嚇而後起，豈有因外感而成驚者乎?我輩方脈，不看幼科，然因方脈而救小兒者不少。如曹耕之之孫女，某幼科治之將死，遂請拂驚老婦，余再三勸止，囑令止藥，吃乳食粥，數日全愈。韋廷璋次子，甫生八月，偶因外感發熱不退，某醫肆用發散，不許吃乳以及米飲，延至多日，看看待斃，乃回絕不治。適予至伊家有事，廷璋各予求救。予以手指探其口，尚裹予指，知將餓死，乃偽曰我有妙方，能救此兒，但先須吃乳。其家謂已將斷氣，何能吃乳?予斷以必能吃乳，但須其母上床以乳就之耳!其母依言，以乳就之，果然能吃，且吃不少，乳後安睡。予告以今夜且不必服藥，明早我來進藥可也。次早往視，兒夜間吃乳不少，且得安眠，似已全愈。伊家問藥，笑應之曰：予有何藥，仍吃乳耳!此兒有病多日，過服發散、消導，有何外感?有何停滯?又不許吃乳，直餓死耳!而不死者，殆與我前世有緣也。其家感激，強將其子寄我名下，予亦聽之。又在蔣姓家診病，其家順以小兒藥方請教。予看脈案，痰喘聲如拉鋸，藥甚厲害。　予問小兒何在?奶媽現抱在予旁，並無拉鋸之聲，惟神氣甚弱耳!予稍為診脈，曰：此發散、消導太過，想必又不許吃乳，乃虛痰耳!速宜進乳，不必服藥。其家依言，數日全愈矣。幼科之誤人也，予姑略述二、三，類此者甚多，不能盡舉。我後人學方脈，於幼科亦須留意。凡名家醫書，皆有幼科，固宜善看，而《馮氏錦囊》，由小兒始，以痘科終，尤不可忽。果能遍看方脈，小兒無不兼備。家中生育頗多，庶不至受幼科之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