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贊孫思邈曰：夫人之身出必有處，處非得已，貴為世補。余少問學鮮，經濟無補於世，退而求思邈之術，若有得焉。因取以名吾齋，而即以名吾書。

張機，字仲景，南郡涅陽人也。靈帝時舉孝廉。在家仁孝，以廉能稱。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在郡亦有治跡。博通群書，潛樂道術，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總角時，同郡何永稱之，許為良醫。果精經方，有《寒食散論》，解寒食散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言華佗，或曰仲景。考之於實，佗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數種相出入，節度略同，然則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且佗之為治，或刳斷腸胃，滌洗五臟，不純任方也。仲景雖精不及於佗，至於審方物之候，論草木之宜，亦妙絕眾醫。

昔神農嘗草而作《本經》，為開天明道之聖人。仲景、元化，起而述之。故仲景黃素，元化綠帙，並有名稱。而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既至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稱上手。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何輕命也。仲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美哉乎！仲景之能候色驗眉也。

居嘗慷慨嘆曰：凡欲和湯合藥針灸之法，宜應精思。必通十二經脈，知三百六十孔穴，榮衛氣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醫相色，色脈與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醫聽聲，聲合五音。火聞水聲，煩悶干驚。木聞金聲，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萬物，回動四傍，太過則四肢不舉，不及則九竅不通。六識閉寒，猶如醉人，四季運轉，終而復始。下醫診脈，知病原由。流轉移動，四時逆順，相害相生，審知臟腑之微，此乃為妙也。又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盪滌五臟六腑，開通諸脈，治道陰陽，破散邪氣，潤澤枯朽，悅人皮膚，益人氣血。水能淨萬物，故用湯也。若四肢病久，風冷發動，次當用散。散能逐邪，風氣濕痹表裡移走居無常處者，散當平之。次當用丸。丸藥者，能逐風冷，破積聚，消諸堅癖，進飲食，調和榮衛。能參合而行之者，可為上工。故曰：醫者，意也。又曰：不須汗而強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須汗而不與汗之者，使諸毛孔閉塞，令人悶絕而死。不須下而強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不禁而死；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令人心內懊憹，脹滿，煩亂，浮腫而死。不須灸而強與灸之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錯五臟，重加其煩而死。須灸而不與灸之者，令人冷結重凝，久而深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病篤而死。

以宗族二百餘口，死者三之二，傷寒居其七。乃引《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凜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者，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冒寒冷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引《素問》黃帝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及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五百餘言為傷寒日數部。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自序之，其辭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而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然遇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身居危地，濛濛昧昧，戇若遊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將至寶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喑嗚！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涕泣。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育若是，夫何榮世之有哉！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殉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植萬類。人秉五常，以為五臟。經絡府輸，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易》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來，未之聞也。觀今之世，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循舊。省疾問病，務求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末知決候，九部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病者可不謹以察之而自防慮也。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其文辭簡古奧雅，凡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右者。其書推本《素問》之旨，為諸方之祖。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靈、獻之間，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名賢濬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特有神功，鄉里有憂患者，疾之易而愈之速。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時人為之語曰：醫中聖人張仲景。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所傳於世者《傷寒雜病論》十卷，或稱《方》十五卷，或又稱《黃素藥方》二十五卷，《辨傷寒》十卷，《評病要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五臟論》一卷，《口齒論》一卷。弟子衛汛有才識。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晦難昭。漢自中世以下，太官大醫，異端紛紜。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張機取諸理化，以別草木之性，高志確然，獨拔群俗。言之者雖誠而聞者未譬。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歟？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釋利以循道，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不亦君子之致為乎！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左邱明有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世，後人皆當取鑑者也。機撰著篇籍，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原其大略，蠲去復重，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傳稱：盛德必百世祀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信哉！

贊曰：途分流別，專門並興。千載不作，淵源誰徵。

傳凡引伸處、承接處，多摭《後漢書》列傳中語以相聯屬。篇首仿「左雄傳」，冠南郡於涅陽之上。以漢之涅陽縣屬南陽郡。隋開皇初改為淉陽。唐武德初屬鄧州，貞觀元年省入穰縣。金末始置鎮平縣，屬申州。元屬南陽府。明洪武二年省入南陽縣。國朝因之仲景生於涅陽，《傷寒論》序尾自署南陽者，書郡不書縣也。縣則前明始以南陽稱。在漢則當稱涅陽。故《河南通志》書：張機，涅陽人。

補傳引用諸書目附記於後：

晉·王叔和《傷寒論序例》

皇甫謐《甲乙經·自序》

梁·陶宏景《別錄·自序》

隋·巢氏《諸病源候論》

唐·孫思邈《千金方》

王燾《外臺秘要》

甘伯宗《名醫錄》

宋·林億《新校注·千金方疏》

林億等《外臺秘要注》

唐慎微《證類本草》

李濂《醫史》

《太平御覽》

王氏《玉海》

鄭樵《通志》

馬端臨《文獻通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

《四庫全書目錄》

《河南通志》

《傷寒論》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謂撰用諸經後，並平其脈，辨其證，以成此十六卷之論。「平」字下是「脈」字，「辨」字下則是「證」字，而非「脈」字。言下了然，並非別有平脈、辨脈篇也。今所傳《傷寒論》有「平脈法」、「辨脈法」二篇，及「諸可」與「不可」等篇，皆出叔和之手。王安道言之頗詳。跡其文筆，絕類王氏《脈經》，可斷其不是仲景語。

王安道於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左算不合，右算不合，勉強湊集，終無確數。不若陳修圓除去叔和「平脈」、「辨脈」，諸「可」與「不可」等篇，依成無己註釋篇次，適得三百九十七節，謂此即三百九十七法。一節便是一法，以比安道轉覺其直截了當。

吳興莫枚叔《研經言》：《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後人改題曰《金匱玉函》。王燾《外臺秘要》引之，概稱《傷寒論》。唐慎微《證類本草》引之，概稱《金匱玉函方》。一從其朔，一從其後也。當時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刪本二：其一就原書刪存要略，併為三卷，題曰《金匱玉函要略方》，後為宋仁宗時王洙所得；其一就原書存「脈法」及「六經治法」，又諸「可」、「不可」等十卷，題曰《傷寒論》，而削雜病二字，即今本《傷寒論》也。此書行，而十六卷之原書不可得見矣。林億等又以所存三捲去其上卷，而分中、下二卷為三卷，以合原數。改題曰《金匱方論》，即今本《金匱要略》也。此書行，而並刪存之三卷亦不可復合矣。籲！唐宋間人於仲景書任意分並，一再改題，而其去古也愈遠矣。

馬貴輿《文獻通考》引灶氏云：仲景著《傷寒論》，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兒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蓋陳蔡以南不可用柴胡、白虎二湯以治傷寒，謂其言極有理。此以灶與馬氏皆不明醫事而妄言之。故不問南陽及長沙之地與陳蔡相去幾何，而如近人秦皇士《傷寒大白》，又踵其失，且移長沙於大河之北，因此而謂仲景之方宜於北方冬月，不治春夏秋三時南方之病，遂以堅後人江浙無傷寒、南方無真中風等謬，而《傷寒論》因之益廢。可懼也！

江篁南《名醫類案》載方勺泊宅編，汪訒庵《醫方集解》載趙養葵《醫貫》，並云仲景為漢武帝治消渴，則相去且三百餘年。此數人者，皆不一問建安為何人年號？而仲景之地仲景之時並皆迷離惝恍，豈不因史家失傳之故耶？

或曰：葛洪有言仲景開胸而納赤餅，謂其為人治病有開胸納丸之異。此不類仲景所為，或以華元化有滌臟縫腸事，而仲景與之齊名，遂附會其說歟？《抱朴子》一書率多寓言，即其說果出稚川，亦未可援以為據也。

張介賓以方壺八法改作八陣，及自作本草，並引仲景語，如無升麻以犀角代之。此實朱肱之言也。肱以己所著，名《活人書》，亦曰《南陽書》。肱意本欲以此貌似仲景，而介賓果認作仲景語耳。況華佗安息香丸見於《中藏經》者，乃為犀角入藥之始。仲景初未嘗取用犀角，安得有是語耶？

方中行作《條辨》，謂張松北見曹操以川中醫有仲景為誇。仲景入蜀事無可據，明是稗官家言。

周禹載《傷寒論三注·自序》中有云：仲景未舉孝廉時，相者云：觀君思致，殆曠世之良醫也。禹載不言所自，他書亦無可考。

喻嘉言《醫門法律》謂仲景推演傷寒、中寒二論。不知中寒論何以不傳？至晉初即無可搜求。按：仲景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尚多，嘉言欲詆叔和妄為此說，以見晉人之淺於談醫。仲景何嘗別有中寒論耶？

嘉言《尚論篇》又謂：仲景治溫，凡用表藥皆用桂枝。吳鞠通《溫病條辨》因之，且謂：渴不惡寒之溫病以桂枝湯主之為仲景原文，其妄更甚。

楊慄山《傷寒瘟疫條辨》載仲景《傷寒論》曰：病家汗家，診其尺脈澀，先與黃耆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今《傷寒論》原文具在，安有是言？

姚首源作《古今偽書考》，謂《傷寒論》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要旨。然則彼自不能辨，自不得其要旨耳。此其自知之明，於仲景乎何尤？若所云錢曉城著《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景書真偽，惜不可得而見也。

《隋書·經籍志》載遊元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毛子晉本作「張譏撰」。而《校刊記》據殿本、監本改作張機。今讀《陳書》，有後主手授張譏玉柄麈尾，又於鍾山松林下敕譏豎義，取松枝代麈兩事。則南朝自有張譏，能捉麈豎義者。非仲景也。子晉不誤，而據別本以改之者自誤耳。余曾沿其訛，採入補傳注中。特證明之，以志吾過。

醫書自仲景《傷寒論》後，於晉有王叔和，隋有巢元方，唐有孫真人、王刺史，宋有成無己，皆足以發明仲景之道，未有以仲景為偏於溫者。至金元之間，劉守真、李東垣、朱丹溪出，而後之相提並論者，輒謂仲景偏於辛溫，守真偏於涼瀉，東垣偏於溫補，丹溪偏於清滋。於是有疑其偏而棄其法者，有用其偏而執其法者，有以偏救偏而偏愈甚者，而不知皆非偏也。子輿氏謂：知人必論世，凡在尚友者皆然。豈至於醫而獨不然乎？然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氣司天之為病。六氣者，如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是為風火之氣；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是為火燥之氣；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是為濕寒之氣；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是為火風之氣；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是為燥火之氣；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是為寒濕之氣。此逐年司天之六氣，可運諸掌上者也。余則更以六十年一氣之大司天計之。余蓋本於外曾祖王樸莊先生引《內經》七百二十氣凡三十歲而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擴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為一大運，六十年為一大氣。五運六氣迭乘，滿三千六百年為一大周。公言如此，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溫，即各隨其所值之大司天以為治。而在其人，道與時合。往往有不自知者，其人而當濕土寒水、寒水濕土之運，則以溫散溫補為治者，非偏矣。其人而當風火火風、燥火火燥之運，則以涼瀉清滋為治者，非偏矣。自余得公此論，爰為古人盡發其藏。溯自黃帝命大撓作甲子，貞下起元，從下元厥陰風木運始，以厥陰為下元，則少陰為上元，太陰為中元。復以少陽為下元，則陽明為上元，太陽為中元。合前後三元，而配以厥、少、太、少、陽、太之六氣，於黃帝八年起數，前三十年為厥陰風木司天，後三十年為少陽相火在泉。歷金天、高陽、高辛、唐、虞、夏、殷、周、秦，至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之元年，為第四十九甲子。仲景當建安中，乃中平甲子垂二十年。時亦屬下元厥陰風火用事，當時習用烏、附辛熱，正值風火運中，為治多誤。故仲景以桂枝、麻黃之溫，治中風、傷寒之病。即以葛根芩連、白虎、承氣、柏皮、梔、豉之清，治溫熱、濕溫之病。凡遇溫熱，即用寒涼。其謂仲景但知秋冬不識春夏者，不足與論仲景者也。由此以推至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為第六十五甲子。劉守真著《素問元機》，序云：大定丙午，為金世宗二十六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乃紹興甲子之四十三年，燥火用事，亦宜於涼。張易水與守真同時，李東垣為易水高弟，值宋寧宗嘉泰四年，為第六十六甲子，寒濕用事，故宜於溫。丹溪生於至元，卒於至正，值泰定元年第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故宜於清。以上三家亦既按其時運一一符合。即王海藏《陰證略例》純用溫藥，麻革於癸卯年序之，為金乃馬貞氏稱制之三年，即宋理宗淳祐三年，仍在嘉泰甲子中。至明張介賓為萬曆時人，專主溫補，則又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濕用事時矣。後此吳又可論瘟疫，周禹載論溫熱暑疫，多用寒涼，均值天啟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風火用事時。故在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運中遵之多效。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運值濕寒，其氣已轉，而醫循故轍施治多乖。樸莊先生《傷寒論注》成於乾隆甲寅，以寒涼之治謂不合濕土寒水之運，公之所治無不以溫散溫補見長，蓋公固明於大司天之六氣，而自知其所值為濕寒也。若與公同時人，則但樂於用溫適與時合，而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其後嘉慶九年，甲子為第七十有六，屬於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則為火風之歲。及餘生於嘉慶戊寅，中年以後，肆力於醫。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為陽明燥金、少陰君火用事，時上元之氣未至而至，故於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亂盛行，盡為熱證。時醫以其手足厥逆，競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斃。余於甲子年獨以石膏、芩、連，清而愈之，或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證以我躬親歷，而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彌益顯然。自此至今，所遇時邪莫非溫熱，大都以涼散、以寒瀉者愈之為多。以余所值燥火之運而宜寒涼，則風燥二火之亦宜於涼。寒濕、濕寒之必宜於溫，概可推矣。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龍、白虎湯也，以其所值為風火也。守真闢朱肱用溫之誤，申明仲景用寒之治為三已效方，三一承氣也。以其所值為燥火也。東垣以脾胃立論，專事升陽者，以其所值為寒濕也。丹溪以知、柏治腎，專事補陰者，以其所值又為火燥也。明乎此，而知古聖昔賢著書立說都是補偏救敝之人。仲景為醫中之聖，師表萬世，黃芩、白虎即守真所本也；建中、理中即東垣所本也；炙甘草湯、黃連阿膠湯即丹溪所本也。補瀉溫涼，各隨其運。設以守真而遇濕寒決不偏於寒涼，東垣而遇風燥決不偏於溫補，丹溪而遇寒濕決不偏於清滋。乃讀其書不論其世，因而不知其人。輒謂如某者偏於涼，如某者偏於溫。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於偏哉。此無他，皆坐不講司天故也。

《內經》有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此但就逐年之歲氣言之，而六十年之歲氣亦不可不講也。審矣！余既明前人治法各從歲氣，更以古今治痘家按時索之，有益覺其顯然者。兒病自錢仲陽減金匱八味丸之桂、附，而其於小兒之痘亦用清法，則以其與守真同為六十五甲子燥火用事時也。陳文中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異功散，專主溫補，則以其與東垣同為六十六甲子寒濕用事時也。至丹溪以解毒和中立法，復舍陳取錢，則以其時又為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同於守真而異於東垣也。迨前明汪機作《痘證理辨》，自序：於嘉靖九年庚寅，以是年痘災盛行，其治皆主於涼。是為宏治十七年第七十一甲子燥火運中有宜然者。洎乎嘉靖末年，下逮隆萬，苦寒之弊，層見迭出，故萬密齋、聶久吾輩首重保元，莫不以溫補為事。而崇正甲戌，費建中《救偏瑣言》出，專主寒涼，下奪其書，中記一茸、附治驗，似乎不類。而考其時尚為庚申年，萬曆庚申正是七十二甲子，張介賓著書時。若天啟以後，所值七十三甲子，運轉風火。七十四甲子，接連火燥。此二運風與燥異，而其為火則同。故費書猶盛行於康雍之間。而乾隆九年，既交七十五甲子，濕寒之運則相沿成習者又相反矣。時毗陵莊在田著「遂生編」以治痘，「福幼編」以治痙，切戒寒涼，全活無算。然揆諸嘉道間，則又有不然者。以嘉慶九年第七十六甲子，又值火風用事，故醒未子於嘉慶癸酉重刻在田書已云：時師之失，固在寒涼；莊公之得，固在溫補。然苟有偏執則亦不能無弊，豈不因莊所值為濕寒，而醒未子所值為火風，度必已有投此而不驗者，故為是言。而特不能識寒濕、濕寒治法不可施諸風燥二火之運耳？若余既值同治三年七十七甲子燥火之運，每於痘主清熱解毒，痙主瀉火墜痰，而遇虛寒之體、敗壞之證，則步趨莊法亦足以應無窮之變。蓋病者而果屬虛寒，病甚而已極敗壞，凡在四損之列者，本不得常法是拘。即使溫熱之末傳，或亦須辛熱之反佐。而況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稟賦有強弱，且於抱恙之新久尤有分別，凡所以隨機而應變者，本非一言可竟，而治病之法不出《內經》，《內經》之治不外六氣，自「天元正紀」以下七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間。豈可因其所論皆運氣，而忘其為治法所從出哉。

明薛方山先生作《甲子會紀》，第一甲子起黃帝八年，至嘉靖四十三年為第七十二甲子。國朝陳榕門先生作《甲子紀元》因之。余推貞下起元之本，准以厥、少、太、少、陽、太之六氣，凡前賢治病用藥咸相符合。爰為考，而次之如下：

黃帝八年起第一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黃帝六十八年第二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少昊十八年第三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少昊七十八年第四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顓頊五十四年第五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帝嚳二十九年第六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帝堯二十一載第七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帝堯八十一載第八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帝舜三十九載第九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夏仲康三歲第十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帝相六十歲十一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帝槐四歲十二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帝不降四歲十三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帝扃五歲十四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帝孔甲二十三歲十五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帝癸二十二歲十六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商太甲十七祀十七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太庚十五祀十八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太戊二十一祀十九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仲丁六祀二十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祖辛十祀二十一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祖丁二十九祀二十二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盤庚二十五祀二十三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武丁八祀二十四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祖甲二祀二十五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武乙二祀二十六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受辛十八祀二十七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周康王二年二十八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昭王三十六年二十九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穆王四十五年三十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孝王十三年三十一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共和五年三十二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幽王五年三十三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桓王三年三十四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惠王二十年三十五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定王十年三十六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景王八年三十七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敬王四十三年三十八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威烈王九年三十九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顯王十二年四十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赧王十八年四十一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秦始皇十年四十二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漢文帝三年四十三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武帝元狩六年四十四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宣帝五鳳元年四十五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平帝元始四年四十六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明帝永平七年四十七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安帝延光三年四十八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靈帝中平元年四十九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蜀漢后帝延熙七年五十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晉惠帝永興元年五十一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哀帝興寧二年五十二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宋文帝元嘉元年五十三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齊武帝永明二年五十四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梁武帝大同十年五十五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隋文帝仁壽四年五十六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唐高宗麟德元年五十七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元宗開元十二年五十八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德宗興元元年五十九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武宗會昌四年六十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昭宗天佑元年六十一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宋太祖乾德二年六十二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仁宗天聖二年六十三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神宗元豐七年六十四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高宗紹興十四年六十五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寧宗嘉泰四年六十六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理宗景定五年六十七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六十八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六十九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英宗正統九年七十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孝宗宏治十七年七十一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七十二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熹宗天啟四年七十三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至我　國朝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七十四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高宗純皇帝乾隆九年七十五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仁宗睿皇帝嘉慶九年七十六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穆宗毅皇帝同治三年七十七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今上皇帝光緒萬萬年

《傷寒論》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昔人謂讀《傷寒論》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余謂讀《傷寒論》當先求所以命名之意。不審其論之何以名傷寒，則何怪人之不善用傷寒方哉。凡病之為風、為寒、為溫、為熱、為濕溫者，古皆謂之傷寒。乃人知風與寒為《傷寒論》中病，而於溫與熱謂不可用《傷寒論》中方。其意若曰，方既出於《傷寒論》自是治寒方，必非治溫法。豈有治溫而用治寒方者？於是一遇溫熱病無不力闢傷寒方，更無人知溫熱之病本隸於《傷寒論》中，而溫熱之方並不在《傷寒論》外者。

仲景《傷寒論》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則欲讀《傷寒論》必先於《素問》求之。《素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又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寒甚則生熱也。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蓋《素問》之言熱，言病之既；仲景之言寒，言病之朔。比而觀之，自知寒之必化為熱，而溫之必本於寒。其反援《素問》以駁仲景者，固不足與議矣。然苟非證之以《難經》，尚不知仲景所以名論之故。《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答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傷寒者，病之總名也。下五者，病之分證也。傷寒為綱，其目則五：一曰中風，二曰傷寒，三曰濕溫，四曰熱病，五曰溫病。明說傷寒有五種焉。病既來自傷寒，是當從病之來路上立論，論即從病之來路上命名。故仲景《傷寒論》之傷寒字，即《難經》「傷寒有五」之傷寒字，非「二曰傷寒」之傷寒字也。仲景所以撰用《素問》《難經》者如此。

明乎此，而以《傷寒論》中病一一按之。如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曰中風。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其病皆自傷寒來。其為方也。如桂枝、麻黃之辛溫者皆治之。如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為濕痹。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其病亦自傷寒來。其為方也，如葛根之辛涼，石膏之辛甘寒，黃芩、黃連、大黃之諸苦寒者皆治之，豈不以傷寒之為論固為諸傷寒病設，凡傷寒之若風、若寒、若溫、若熱、若濕溫五種，無不於論中列方，既用桂、麻治風寒，即以葛根輩治溫熱，分系其方於《傷寒論》中，而豈獨治五種內惡寒，體痛，嘔逆，脈緊之傷寒一種乎哉。慨自沿習之久，莫不以仲景傷寒有五之大綱，為專治「二曰傷寒」之一種，一若但見論中有桂枝、麻黃不見論中有膏、黃、芩、連者。夫膏、黃、芩、連豈治寒者哉！豈不是治溫治熱者哉！乃以論名傷寒即謂仲景不知溫熱，則論亦不名中風，何不並云仲景不知中風乎。

古人有言：不明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是惟先識仲景所值氣運為風為火，宗族之病死於風、寒、溫、熱、濕溫之幾種者居多。當時習用崔文行神丹，君硃砂而臣烏、附，佐以半夏、人參、茯苓，使以射，罔名曰赤丸，以象朱烏七宿者。其人初病風寒，既不宜於附子；其人若病溫熱，更不宜於烏頭。乃於三日以內便用神丹，不識溫熱寒涼四法未可通用。所以仲景特用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北方元武，而獨不用南方之朱雀也。然而宋元以來，於《傷寒論》之但用三方竟無能舉其說者。宜莫不以《傷寒論》中方為用溫之祖，絕不知《傷寒論》中方亦為用寒之祖矣。

夫仲景方為上古聖人相傳之方，所謂經方也。伊尹歿而仲景出，凡伊尹湯液之失傳者，膏、知之辛寒，硝、黃之鹹寒，芩、連、柏之苦寒，始與薑、附、桂之辛溫、辛熱各標見於傷寒之論，奈何人云亦云，習焉不察，不將《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求仲景《傷寒論》所以命名之意，而以為治風寒者可取諸論中，治溫熱者必求諸論外，故風寒之治得其法，而溫熱之治盡失其傳也。余以秦越人發幾種之問作五種之對，乃知五種之傷寒並隸於傷寒之一論，則《傷寒論》者明是五種傷寒之總論，而溫熱之治即在其中。前人言之而未詳，猶待後人申之而大白也。快哉，余讀仲景書如桶底脫矣。

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錄其對病真方，以防世急，而作序例。舊論者，即此五種之論也。對病者，對此五種之病也。五者之說，徐靈胎言之於《難經經釋》，呂𣗪村言之於《傷寒尋源》，若程郊倩之二十五葉，非不欲明此意，而牛鬼蛇神陷入魔障，無足深論。獨其於傷寒所致太陽病痙濕暍與傷寒相似條下，釋之曰：上傷寒字指《傷寒論》一書，下傷寒字指寒傷營一證。則其言抑何精也。再有雙行自注：傷寒，猶寧國嘉興之有府，傷寒病猶寧國嘉興之有縣。寧國之蘭陵、涇縣亦稱寧國，嘉興之平湖、秀水亦稱嘉興，以其府屬之同也。只此數言罕譬而喻，頗足解頤，亦何必作此二十五葉之天魔舞哉。彼徽產也，故言皖浙。我是吳儂，但知吳地。吳之有江寧府亦有江寧縣也，江寧縣即《傷寒論》之傷寒也，其上元六縣則《傷寒論》之風也、溫也、熱也、濕溫也，而上元諸縣人均得稱江寧人者，不言縣而言府也。以此明風寒溫熱之皆名傷寒，而傷寒之五種不亦同於江寧之七縣哉。

推而論之，則如鍾鏞之皆可名鍾。鼎鼐之皆可名鼎，尊罍之皆可名尊，即此類也。然猶不若以五金言之：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銅，四曰鐵，五曰錫。五金之中，其一曰金。《傷寒論》非五金之總論耶。且不若以五侯言之：一曰公，二曰侯，三曰伯，四曰子，五曰男。五侯之中，其二曰侯。《傷寒論》非五候之總論耶。能近取譬，可以為方。惟願五者之復明於世，俾人知風、寒、溫、熱之皆在論中，論中之方可治風寒，亦治溫熱。則凡為傷寒方難用之說者可一掃而空矣。

世人之不解溫熱為傷寒者比比然矣。豈知世所不解者且不獨在傷寒之溫熱，而並不解傷寒之中風。於何見之？見之於林億等《千金方·例》第八條。億以彼時將傷寒、中風、熱病、溫病通曰傷寒為非，謂此為今日醫家公患。故其於《外臺》第二卷亦曰：臣億案，《傷寒論》傷寒、中風自是兩疾，今云傷寒中風者非。則億之不解傷寒為總名而中風為傷寒之一者顯然矣。余所見《外臺》書為日本醫官尚德以宋本校刊者。尚德於是書其眉曰：傷寒固並傷寒之中風言，億等未達其旨耳。林億之言其貽消於東瀛如此。余按《外臺·中風》第一條，引《巢氏病源》中風傷寒之狀，王燾之意豈不曰中風為傷寒中一狀乎？蛛絲鳥篆尚賴有隋唐間人，足以取證。而億等所言謬已如此，又遑論乎其後哉。再觀《千金方》第九卷為傷寒上，第十卷為傷寒下，所載大青龍湯治中風傷寒，陽旦湯、栝蔞根湯治傷寒中風。參錯言之，蓋以其病為傷寒內之中風，皆非平列兩證也。故其於解肌湯、酒膽湯皆云傷寒溫病，烏扇豬脂方、大棗烏梅方皆云傷寒熱病。凡此皆言傷寒內之溫熱，意亦猶是。後人於此等處，俱看作兩證並列，則胡不一審其卷第固是傷寒，而卷中分系各證，正與仲景之以傷寒名論者同其例乎。不察乎此，則解肌、烏扇諸方可不分寒與溫與熱而通治之耶？不能瞭然於目，所以不能瞭然於心。乃余則正以億等之誤解而又得一確據矣。

吾蘇嘉慶年間，顧西疇之孫大田懸一榜於門曰「顧大田傷寒」。大田固通治四時寒熱之病者也，而但標「傷寒」兩字於門，可見大田時人尚能知四時寒熱皆名傷寒。否則大田豈獨為冬醫，而春夏秋無過而問焉者耶？

仲景為醫中之聖，《傷寒論》為醫書有方之祖。《傷寒論》以前則神農氏遍味草木，著寒溫平熱之性，有《本草經》三卷，而不出一方。軒轅氏命岐伯、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咨岐伯作《內經》，巫彭、桐君處方餌，而僅有數方。伊尹以元聖，撰用《神農本草》作為《湯液》，而方不傳。春秋時醫和、醫緩，以醫名而不以方傳。扁鵲受長桑君禁方，所傳於世者《八十一難》，而其生郭太子，見齊桓公午，及其為帶下醫、顱囟醫、耳目痹醫者，俱未悉其所以為方也。倉公受公乘陽慶禁方，所僅存者一二方耳。其他如陽劑剛石，陰劑柔石者，亦未審其何以為方也。然則方不肇自仲景，用方者不仲景之是求，而誰求哉？至其後乎仲景者，華佗《中藏經》有方六十道，而刳腸湔胃，刮骨縫腸，大異仲景之治，雖有方而不恃乎方。晉皇甫謐《甲乙經》專論針刺而無方。王叔和《脈經》但言脈法而無方。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第載病源而亦無方。惟李唐之初，孫真人、王刺史出，而以其方重之曰《千金》，珍之曰《秘要》，是皆足以考仲景方者。此《千金方翼》、《外臺秘要》兩書所以亦不可不讀也。今人常見之病一一為仲景常言之病，並非古人別有古病，而今病為古人所不識也。病即其病，而謂獨不可用其方者何歟？

一部《傷寒論》，只有三種方：一曰辛散，桂、麻諸方是也。一曰寒瀉，膏、黃諸方是也。一曰溫補，薑、附諸方是也。升、葛、柴、辛，統於桂、麻。芩、連、梔、柏，統於膏、黃。吳萸、蜀椒，統於薑、附。薑、附、桂、麻為溫法。膏與黃為清法。桂枝之與石膏，芩、連之與乾薑，附子之與大黃為溫清合法。補則用人參者，十八方亦分三種以為治，而皆補陰氣，不是補陽。試觀仲景補法，一則甘草，再則棗、草，輕則白芍、棗、草，重則人參、棗、草，此數者悉是補陰之品。仲景之用補於去病時者，如是焉已耳。且論中諸方，惟桂、麻、青龍為正治風寒之法，此外則皆救逆法也。試以桂、麻論之，太陽有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大、小青龍湯。陽明之始，亦有桂、麻二湯。少陽有柴胡桂枝湯。太陰有桂枝加大黃湯、理中加桂湯，亦有桂枝湯。少陰有麻附辛、甘二湯。厥陰有當歸四逆湯。蓋皆不離桂、麻二味。病而僅屬風寒，不論傳在何經，只須桂、麻辛散表邪，自無不解。不治而病入陽明腑則為實熱，不可辛散矣。不治而病入太陰臟，則為虛寒，不可寒瀉矣。少、厥病之虛寒者，同於太陰臟，亦宜溫補。若少、厥病而為實熱，仍還陽明腑，則應寒瀉。蓋桂、麻以辛散者祛寒，膏、黃以撤熱者救陰，薑、附以辛熱者回陽，人參以養陰者退熱。病在太陽，則用麻、桂。病在太、少，則用柴胡。病入陽明，則用葛根。病入少、厥，則用細辛。此仲景之辛散也。非寒不瀉，芩、連、膏、黃，仲景之瀉藥。非溫不補，萸、椒、薑、附，仲景之補藥。一百十三方，以此數語括之，頭頭是道，何難用之有？

古今之病，不外寒熱兩途。古今之治，不外溫清兩法。古於汗病通曰傷寒，不知何時浸失此旨。遂不審傷寒之論不獨有治寒之方，前人於溫熱病禁用傷寒方者，只是教人於葛根等病不得仍用桂、麻等方，而非通指傷寒方言也。不知何時又失此旨，將《傷寒論》中方自葛根而下如芩、連、梔、柏之統於膏、黃者，始則不識其病，繼且不解其方，因而不用其藥。最可笑者，韓祗和覺桂枝之難用，而謂今昔有不同。朱肱、龐安常皆謂夏月用麻、桂發表須加寒藥，否則熱甚斑黃。王安道曰：近代學者視仲景書，欲仗焉而不敢終決；欲棄焉則猶以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則待為文具，又甚則束之高閣。至陳素中特作《傷寒辨證》，且曰：人遇溫熱病，但以為桂枝、麻黃今時難用，或以為春夏用桂枝、麻黃鬚加石膏、黃芩，已極可笑。而又曰：或亦有知用寒涼清解，反不敢用桂枝、麻黃者，則更不知所云矣。夫《傷寒論》豈止桂、麻二方？用傷寒方者，豈必用桂、麻二物？總由傷寒兩字礙目刺手，不能知風寒、溫熱皆歸此論，溫法、清法劈分兩途，故有此種種疑難，徒貽笑柄。吾則以為，遇太陽有汗之中風則用桂枝，遇太陽無汗之傷寒則用麻黃，遇陽明惡熱，不惡寒，汗多，渴飲者，則用葛根芩連，而已病之有汗無汗、惡寒不惡寒、渴與不渴、能食不能食，無一不予人以可見。而更參之以脈，合之以時，宜溫宜清，固有截然不淆者。況以醫者當身所值六十年之氣化，計之濕寒、寒濕之運，則以能用桂、麻、薑、附為長。風、燥二火之運，則以能用芩、連、膏、黃為長。六六三百六十年，宜從溫法者二，宜從清法者四。即言六氣不過寒熱兩途，即言六氣之治亦不過溫清兩法，而《傷寒論》為法具備，其斯以為仲景矣乎。

天為清虛之府，人為虛靈之體，不為病也。有病則為實。寒之邪曰實邪，傷於寒曰表實，猶曰虛器之中有物焉。以實之非強實壯實之謂。徐之才「十劑」中「輕可去實」，即此實字。自夫人以體之強壯者為結實，以體之不甚者強壯者為不結實，遂謂結實者必無病，病必由於不結實。而將《內經》「實則瀉之」及「毋實實」之訓亦認作結實之實，且於臨病人時預懸一強壯之形於心，而目中則正見其病態之郎當，固無怪天下無當去之實，而只有當補之虛，即未必定用補虛之方，亦決不敢用去實之藥。所以徐之才謂病為實，彼方謂實則不病，孰知之才之所謂實，即彼之視以為虛者哉。況在病者，因實而病，彼且謂因病而虛，又誰知彼所謂虛即病之所由以實者哉。於是而我意中之實為彼口中之虛，彼意中之虛即我口中之實。實字之不解，遂並虛字而亦昧之。竟無人知無病為虛，虛不為害；有病為實，實必速去之理。而於經所云「邪勝則虛之」者更不解矣。或曰：然則補藥何時可用乎？余曰：除虛證外，一則無病，一則病後。若既有實邪，斷不議補於邪實之時。試請曾受此害者，一回想之可乎。即如彼之言曰：稟氣旺者，雖感重邪，其發必輕；稟氣弱者，即感微邪，其發亦重。以余所見，則稟之弱者，隨感隨發，其發也輕，以其邪亦不能實也。稟之厚者，感受之久，鬱而不發，發則必重，以其邪亦實之甚也。或又曰：人之強壯者，盡力去邪，盡不妨事。人之羸弱者，即用些少去病之藥，亦所不勝。此言亦大不然。以余所治，人果強壯，即留病一二日，於事無妨，而用藥則不可輕。若其人而已覺羸弱，則去病宜速，只多留一二日之病即危，而用藥本不必重。兩說並存，以俟後之覽者一評騭之何如？

邪實於表為表實，邪實於裡為裡實。余既明古人所說實字即是邪字，自不至執體虛之見因而廢邪實之治矣。然病固自有虛不達邪者，亦豈無法以處之？仲景於此固自有補虛法，而人又不知耳。其法云何？始則芍、草而已，繼則人參、芍、草而已。如麻黃湯、白虎湯、大青龍湯，則以甘草為補也。桂枝湯、葛根湯、黃芩湯、四逆散，則以芍、草為補也。柴胡湯、理中湯、吳茱萸湯，則以參、草為補也。而如瀉心湯、四逆湯、復脈湯之君甘草者，更可見也。余故知甘草為仲景之補藥，芍、草尤仲景之補藥，豈必於芍、草外另尋補藥乎？再以參論，則仲景於桂枝證用參而有新加湯矣，於芩連證用參而有瀉心湯矣，於石膏證用參而有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矣，於柴胡證用參而有柴胡湯，附子證用參而有附子湯矣。更以利止亡血證用參，於四逆湯以已極汗下證用參，於茯苓四逆湯芍、草之助人參焉耳。余故知仲景惟以人參為補，又豈必另尋補藥於人參外乎？《別錄》謂人參功用同於甘草，凡在寒溫補瀉之劑皆可相劑以成功。

國朝徐靈胎亦謂仲景之於人參以補為瀉，從無與滋膩之物同入感證中者。所以喻嘉言每用三五七分之參於去病方中，為獨得仲景法。蓋惟嘉言能知仲景之用參一如其用草者，則且不必問仲景之何以用參，只一問仲景之何以用草而已。識仲景於去實之方即有補虛之藥矣。以此教人，後世猶有謂傷寒無補法者？

自參之為用失其法，而當其去病，未聞有一用參者。及其病既危篤，則非一二三兩之獨參湯，必不能回無氣於無何有之鄉。乃至此，而方用三五七分之參，又雜以他藥，反見脹滿。反見脹滿則曰虛不受補。夫補藥所以救虛豈有果虛而不受補者？蓋既不善用參於病未危之前，又不善用參於病既危之後。嗟乎！一參而已其於先後多少之間能信任而元惑者，有幾人哉。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六經提綱，皆主氣化。六經為標，六氣為本。太陽之為病，寒水之氣為病也。寒為病，故宜溫散。水為病，故宜利水。篇中凡言太陽病者，皆就寒水之病言也。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千金》作「胃中寒」，蓋推病本言之也。兩陽合明，名曰陽明。寒水之邪至此成熱，即至此成實。胃屬燥金，其在氣化則燥金病也。篇中凡稱陽明病，皆有「胃家實」三字在內。提綱以邪實為主，而凡所言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者，亦綱也。並所言陽明居中，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者，亦綱也。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陽氣化為相火，故以相火病為提綱。而凡往來寒熱，脅痛，耳聾，咳，悸，嘔，渴，但見一證即是相火之病，亦皆為少陽之綱。篇中凡言少陽病，皆仿此。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

謹案：御纂《醫宗金鑑》謂：「腹滿」下當先有「自利」二字。又謂：「自利」句當在「結硬」字下，否則仲景不當於「自利益甚」後復言「若下之」矣。《千金》作「食不下，下之益甚」，無「自利」二字，或提綱中本不言自利乎？太陰病生於本，本者，濕土也。屬寒者多，其有溜入陽明腑而為熱者，則已見於陽明篇。故太陰篇次獨少也。凡篇中言太陰病，皆指此提綱言。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本陽標陰，其病從標，為足少陰。從本則為手少陰。以下利為腎水病，而咽痛即君火病也。世以少陰咽痛謂為腎病，宜溫，皆忘卻氣化之為君火。況即下利一證，亦有從本化而為熱者哉。但欲寐，是欲寐而不能寐，非多眠睡也。篇中凡言少陰病，皆指此脈證言之。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

兩陰交盡，名曰厥陰。厥陰為標，風木為本。故厥陰病皆風木之病。木中有火，標陰而本陽。凡厥陰病主以消渴，猶太陰病主以腹滿。腹滿、消渴二端，尤為太、厥綱中之綱。篇中一言厥陰中風，兩言厥陰病，並此只有四條，皆為綱。

仲景書本為《傷寒雜病論》，六經提綱，傷寒如此，雜病亦如此。舍此則不能治傷寒，亦不能治雜病。凡六經之分，在寒水、燥金、相火、濕土、君火、風木之六氣，不僅為足六經手六經也。讀《內經》者自知之。彼謂傳足不傳手者，隔膜語耳。

仲景論脈，所重浮、沉、遲、數。而浮、大、數、動、滑、沉、澀、弱、弦、微，以類相從。浮、沉以位言，遲、數以至數言。浮、數，陽也。而大、滑、動，亦為陽。沉、遲，陰也。而澀、弱、弦、微，亦為陰。叔和「辨脈法」云：陽病見陰脈者死，陰病見陽脈者生。仲景之平脈以辨證者如此。叔和可稱能說仲景之意者矣。凡人以不浮、不沉、不遲、不數為經脈，反是則為病脈。而病脈之中，又以脈有胃氣為吉，真臟脈見為凶。此則真有關於生死者。若本文之生死二字，則正教人以不使之死而使之生也。如病之初為浮、大、數、動、滑，而其繼也漸見沉、澀、弱、弦，微者，是陽消陰長之機，於病為進。病之初為沉、澀、弱、弦、微，而其繼也漸見浮、大、數、動、滑者，是陽進陰退之象，其病為欲愈。此脈之有定者也，醫必當體會之。如浮為陽，而兼見大、數、滑、動之陽脈，是重陽也，必為陽盛之病，當急撤其陽邪。沉為陰，而兼見澀、弱、弦、微之陰脈，是重陰也，必為陰盛之病，當急破其陰邪。且也浮既為陽，而浮之中反見澀、弱、弦、微，則陰氣上入陽中，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為急。沉既為陰，而沉之中反見大、滑、動、數，則陽邪下陷陰中，將有陰竭之虞，當以存陰為急。此脈之無定者也，醫則能轉移之。仲景之意，蓋謂陽病不可使見陰脈，陰病必當使見陽脈耳。豈於陽病一見陰脈即曰無可治，陰病一見陽脈即曰不必治乎。余於是即仲景之脈法，以求仲景之治法。仲景於太陽病用桂、麻者，以其脈之浮緩、浮緊也。緊與緩皆陰脈，而治之以辛溫則不死。於太陽病用薑、附者，以其脈之微弱、沉微也。微與弱亦陰脈，而治之以辛熱亦不死。仲景於陽明病用膏、黃者，以其脈之浮大、浮長也。長與大皆陽脈，而苟非治以苦寒則必死。仲景於三陰之陰病用薑、附者，以其脈之沉細。於三陰之陽病仍用膏、黃者，以其脈之浮滑也。沉細為陰脈，苟非治以辛熱則不生。浮滑為陽脈，苟非治以苦寒則亦不生。是故宜用辛溫時，不可早用辛涼。宜用辛涼時，不可仍用辛溫。而於宜辛熱者，不得僅用辛溫可知。宜苦寒者不得通用甘寒，亦可知矣。惟其治之有法，所以能使陽病不見陰脈，能使陰病得見陽脈也。此仲景之意，惟叔和為能說仲景之意也。

更以仲景論舌苔觀之。《經》云：能合色脈，萬舉萬全。舌亦色之一也。夫病以證為主，凡仲景言舌者五，舉一白苔而分燥、滑，即以其舌參觀其證，必有證而後有方，方以治證，非徒以治舌也。乃元人杜清碧不以證言，徒以舌言，繪為三十七圖，或廣至一百三十六圖，或又減為一百二十圖。每色有十餘圖，每圖莫不有方，並不言此舌之因何證而見。一若方即以舌為準，而不必更論其證者，徒亂人意，實無關於治法也。

太陽主表，為心肺之陽，統一身之營衛，實寒水之所司。衛氣疏泄而行於外，風能中之。營氣固密而行於中，寒能傷之。風寒之中傷皆發表熱，其中風者有惡風，惡寒，頭痛，項強等證。其傷寒者更有嘔逆，腰痛，骨節煩疼等證。而表邪之在衛在營，則以脈之浮緩、浮緊分之，即於身之有汗、無汗定之。衛病營未病，則脈緩而有汗；營病衛亦病，則脈緊而無汗。汗出而不喘滿者用桂枝；喘滿而不汗出者用麻黃；不汗而喘，喘而煩躁者用石膏。此桂、麻、青龍所以為汗法之三級也。有汗不用麻黃湯，無汗不用桂枝湯，不煩躁不用大青龍湯，其辨如此。太陽以膀胱為腑，邪入里為犯本。汗為心液，水之氣也。故太陽病以發汗為出路，又以利水為去路。凡利水之法以小便不利為辨，其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而為水逆者，五苓散用桂枝，是通里仍兼解表也，非水畜。而畜血則又以小便自利為辨，其人善忘，如狂，小便自利者，桃仁承氣湯亦用桂枝，是攻裡仍兼解表也。古稱寒熱病為汗病，謂皆當從汗解，故汗不可過而亦不可失。過汗則液涸而亡其陽，邪入少陰，則有薑、附之治，而理中、四逆同之。失汗則熱熾而爍其陰，邪入陽明，則有芩、連之治，而白虎、三承氣繼之。

陽明主裡，為燥金氣化。外候肌肉，內以候胃。有病經、病腑之不同。如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始雖惡寒二日自止，目疼，鼻乾，不得眠或多眠睡，脈大而長者，經病也。胃實不大便，潮熱，日晡所熱，譫語，睛不和，昏不識人，甚則循衣摸床，撮空理線，脈滑而實者，腑病也。其陽明之經病先有不同，如脈浮，汗出，惡風者，仍用桂枝湯。脈浮，無汗而喘者，仍用麻黃湯。脈浮，無汗，惡寒，而或兼自利者，則用葛根桂麻湯。是皆太陽病初入陽明之表也。若裡熱達外之表，則病已離太陽，或本不始太陽，斷無更用桂、麻之理。而如葛根芩連一法，即大青龍之變局，實陽明病之主方。蓋葛根之發，大異桂、麻。而芩、連之清，亦微異於石膏也。其淺者虛煩懊憹，則以梔豉湯探吐之。其重者渴飲，多汗，壯熱，滿悶，則以白虎湯直清之，虛則白虎加人參湯補而達之。此皆陽明在經之證，無不以汗為先務，吐為正務，清火為要務。失此不治，而至胃家實。腹有燥屎則為入腑，燥屎不去病變不可勝言。此時撤熱救陰，舍承氣無他法。是又為腑證中急務也，而陽明之腑證又有三焉：其邪自太陽來為脾約，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用麻仁丸，謂之太陽陽明；邪自少陽來，為大便難，木氣不能疏通其土，用大柴胡湯，謂之少陽陽明；二方與正陽陽明胃家實之必用三承氣者，微有不同。凡攻下之法，必待惡寒罷，表盡解之後。若惡寒者，則尚有太陽表證未了，慎不可攻。此所以有急下存陰之訓，而又曰下不厭遲者，正謂有惡寒即不可議下也。

少陽主半表半裡，其病發於腠理。三陽經，太陽為開，陽明為合，而少陽為之樞，所以為半表半裡也。少陽汗、下俱禁，故特立小柴胡一方為和解之局，其表證有往來寒熱，胸脅痛而耳聾，心煩喜嘔，其脈必弦，小柴胡湯主之。其里證有口苦，咽乾，目眩，痞滿，咳，悸，或渴或不渴，或嘔或不嘔，其脈亦弦，治悉從小柴胡加減，皆和局也。若其心下支結，已屬少陽，而發熱惡寒與太陽同，則邪偏於表，治必從柴胡桂枝兩解之，亦和局也。其因誤汗，而胸肋滿微結者，仍當微汗而解，則有柴胡加桂枝之治。因誤下而胸脅滿微利者，又當微下而解，則有柴胡加芒硝之治。散結除滿，用此二方，是又為汗、下兩誤者作和局也。若夫結之甚，而為痞滿之甚，而為噫，則有瀉心三方及旋覆代赭湯、黃芩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諸治亦所以散結除滿，而皆不外乎和局者是。夫少陽者，相火所寄也。故有必從清火而解者。其相火以遊行於表為輕，以鬱結於裡為重，小則仍用小柴胡，大則須用大柴胡，亦何莫非少陽中和局耶？其謬以柴胡為汗劑者，抑胡不思少陽之治特以禁汗，而乃有柴胡之用也。

三陽寒熱之分，身雖大熱而仍惡寒者，太陽也；寒已而熱，熱已而汗，寒熱往來者，少陽也；始雖惡寒，一熱而不復惡寒者，陽明也。太、少兩陽病在肌腠，兩陽合明，病歸中土。故論經則以太陽、陽明、少陽為次，論病則太、少之邪俱入陽明也。

太陰為陰中至陰，腹滿痛為太陰主病。脈沉細為太陰主脈。凡濕土之氣化，其證多見虛寒，宜理中以溫補，此大較也。而桂枝一法，亦為太陰表藥。蓋以太陽傳來之邪，有四肢煩疼，嗌乾，脈浮之表。而脾司肌肉，桂枝解肌，故以為治。即因誤下而大實痛，仍須桂枝中使以大黃。因誤下而腹滿時痛，仍不過於桂枝中倍以芍藥。誠以太陰臟本屬寒，如前兩證皆由太陽轉屬太陰，而非太陰本病。若病一入臟而見脈弱、自利，雖當行大黃、芍藥者，即宜減之。此太陰之所以大異於陽明也。三陰皆有自利，自利不皆屬寒。少、厥之自利，多口渴；太陰之自利，則不渴。不可見太陰之獨有寒耶？其曰手足自溫者，正謂其一身無熱，而但有手足之尚溫。故即未成厥逆，亦有取乎四逆之治。夫腹滿痛為太陰、陽明公共之證，而太陰為陰道虛，為卑監之土，腹滿而時痛，其脈必弱。陽明為陽道實，為敦阜之土，腹滿而大實痛，其脈必大。蓋以太陰、陽明同居中土，其邪而在陽明，即為實；其邪而入太陰，即為虛。則惟於大實痛之痛無已時，腹時痛之時痛時止者辨之。

少陰為君火之化，然有水火二臟。邪從水化為陰，邪其標也。邪從火化為陽，邪其本也。從標治在回陽，從本治在救陰。回陽、救陰二法有不可偏廢者。其脈沉，反發熱，為少陰之表證，麻附辛、甘二湯為少陰之表藥，此仍從太陽傳入者也。如下利，咳，嘔，煩渴，用豬苓湯。心煩不得眠，用黃連阿膠湯。病皆從火化為陽邪，是宜從本，以撤熱為救陰法。如下利，或渴，或悸，而小便不利者，及身體痛，骨節痛，手足寒，背惡寒，而口中和者，用真武湯、附子湯。如下利，惡寒，倦臥者，且煩躁者，用通脈、白通、茱萸、桃花諸湯。病皆從水化為陰邪，是宜從標。以驅寒為回陽法。此為少陰中截然兩途，宜分溫法、清法以為治，豈可一涉少陰即認作但有溫法耶？三陰經太陰為開，厥陰為合，而少陰為之樞。故臟有水火，治分標本。以此認得少陰，庶無誤耳。況有四逆下重，為陽邪滯下者，只宜用四逆散。或口燥、咽乾、自利色純青、腹脹不大便，為陽邪內實者，且當用大承氣湯。陽明有急下三法，少陰亦有急下三法，是亦陽為病而並宜從本治者。即《內經》所謂中陰溜府，後人所謂還而成可攻之證是也。若夫太陽誤治，汗而復下，下而復汗，即見少陰之煩躁者，雖有固陰收陽、壯陽配陰兩法，為太陽顧本之治，即為少陰難治之條。如更汗出，息高，利止，眩冒，惡寒，身倦不煩但躁，則皆少陰中死證。即復脈一湯，亦未必及救矣。

厥陰為陰之初盡，即為陽之初生。與少陽同為相火遊行之部，即為風木主化之經。經屬陰而臟不寒，每多陰陽錯雜，寒熱互形之證。而尤重在厥、利兩端。其手足厥逆，脈細欲絕者，為厥陰之表證，當歸四逆湯即厥陰之表藥。厥者何？熱是也。先厥者後必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此蓋陽熱在裡，陰氣被格，陽反居內，陰反居外。其熱不除，其厥不已，其人不生。切不可因手足之冷而遂認作虛寒，輒投薑、附。故於脈滑而厥，當其里有大熱，還而為陽明證者，且當以白虎湯清之。惟有大汗，大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嘔而小便利，身無熱而見厥者，方可用四逆湯以溫經。而臟厥吐沫之用茱萸湯，蛔厥吐蛔之用烏梅丸，胥准此耳。其下利亦屬熱者多，故其於熱利下重，便膿血，必用白頭翁之連、柏；下利譫語有燥屎，且用小承氣之樸、枳。惟有大汗出而厥，外惡寒內拘急，下利清穀者，始可用通脈四逆湯。久利亦用烏梅丸，此則寒利之治也。三陰中少陰多內真寒外假熱，厥陰多內真熱外假寒，其間陰盛格陽，陽盛格陰，最為危候。故少陰有死證五條，厥陰有死證六條。若見身汗如油，喘而不休，環口黧黑，直視搖頭，即復脈一湯亦未必及救，不皆為厥陰中死證歟？

病至三陰，宜溫者多，宜清者亦不少。太陰為寒臟，尚有大黃、芍藥。少陰火為本而水為標，亦有大承氣。厥陰陰之盡而陽之初，亦有白虎、小承氣。溫、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溫法：選方十三道，類方十四道。

溫法諸方，即仲景所以治中風、傷寒者。凡治寒疫亦用溫法。

桂枝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本方加樸、杏。

小建中湯：本方倍芍藥加膠飴。

桂枝二越婢一湯：本方加麻黃、石膏。

桂枝　生薑　芍藥　大棗　炙甘草

麻黃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即與桂枝湯合用。

麻杏石甘湯：本方桂枝易石膏。

麻黃　杏仁　桂枝　炙甘草

五苓散

桂枝　白朮　豬苓　茯苓　澤瀉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附甘草湯：本方去細辛加炙草。

麻黃　附子　細辛

理中丸及湯

附子理中：本方加附。

白朮　乾薑　人參　炙甘草

附子湯

與真武湯一為參、附、三白。一為薑、附、三白。

附子　人參　白朮　白芍　白茯苓

真武湯

有加減。

附子　生薑　白朮　白芍　白茯苓

四逆湯

四逆加人參湯：本方加參。

茯苓四逆湯：本方加參，再加苓。亦即附子理中去朮、加苓。

炙甘草　乾薑　生附子

當歸四逆湯

即桂枝湯去薑、棗，加當歸、辛、通。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本方加茱萸湯之半。

當歸　細辛　通草　桂枝　芍藥　炙甘草

通脈四逆湯

有加減。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本方加膽汁。

炙甘草　乾薑　生附子　蔥白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本方加童便、膽汁。

乾薑　生附子　蔥白

吳茱萸湯

吳茱萸　生薑　人參　炙甘草

桃花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本方加餘糧去薑、米。

赤石脂　乾薑　粳米

清法：選方十三道，類方八道。

清法諸方，亦即仲景所以治溫病、熱病、濕溫病者。凡治溫疫亦用清法。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　黃芩　黃連　炙甘草

白虎湯

人參白虎湯：本方加參。

竹葉石膏湯：本方加人參、竹葉、麥冬、半夏，去知母。

石膏　知母　炙甘草　粳米

大承氣湯

小承氣：本方去芒硝。

調胃承氣：本方加草，去樸、枳。

大黃　芒硝　厚朴　枳實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湯，枳實梔子豉湯：本方一加甘草，一加枳實。

梔子柏皮湯、梔子厚朴枳實湯：本方一加柏皮，一加樸、枳。

生梔子　香豉

黃芩湯

即桂枝湯以芩易桂，去姜。

黃芩　芍藥　大棗　炙甘草

小陷胸湯

栝蔞根　半夏　黃連

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　黃連

茵陳蒿湯

茵陳　大黑山梔

麻子仁丸

亦名脾約丸，即小承氣加二仁、芍藥。

麻仁　杏仁　芍藥　大黃　厚朴　枳實

四逆散

有加減。與四逆湯之薑、附大異。

柴胡　枳實　芍藥　炙甘草

白頭翁湯

秦皮　白頭翁　黃連　黃柏

黃連阿膠湯

黃連　阿膠　黃芩　芍藥　雞子黃

豬苓湯

即五苓散去桂、術，加膠、滑。

豬苓　茯苓　澤瀉　阿膠　滑石

溫清合法：選方十四道，類方八道。

溫清合法諸方，即仲景所以治寒熱錯雜之病。

大青龍湯

即桂枝、麻黃、越婢湯三方去芍，加膏。

又，小青龍即桂枝湯去薑、棗，加麻、辛、薑、半、五味子。與十棗湯之芫花、遂、戟同為治水之劑。

麻黃　杏仁　桂枝　生薑　大棗　炙甘草　石膏

葛根湯

即桂枝湯加麻、葛。

葛根　麻黃　桂枝　生薑　芍藥　大棗　炙甘草

小柴胡湯

有加減。

小柴胡加芒硝湯：本方加硝。

又，旋覆代赭湯：本方柴、芩易旋、代。

柴胡　黃芩　生薑　半夏　人參　大棗　炙甘草

甘草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本方加生薑為君。

半夏瀉心湯：即本方以半夏為君，並加人參。

生甘草　黃芩　黃連　乾薑　半夏　大棗

附子瀉心湯

附子　大黃　黃芩　黃連

黃連湯

即半夏瀉心去芩，加桂。

黃連　乾薑　桂枝　半夏　人參　大棗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乾薑　黃芩　黃連　人參

梔子生薑湯

與梔子乾薑湯一走表，一和中。

梔子　生薑

桃仁承氣湯

即調胃承氣加桃仁、桂枝。

桃仁　桂枝　大黃　芒硝　甘草

大柴胡湯

即小柴胡去人參、棗、草，加枳、芍、大黃。

柴胡　黃芩　生薑　半夏　枳實　芍藥　大黃

柴胡加桂枝湯

即小柴胡本方加桂。

柴胡　黃芩　生薑　半夏　人參　大棗　炙甘草　桂枝

桂枝加大黃湯

即桂枝湯本方加大黃。

桂枝　生薑　芍藥　大棗　炙甘草　大黃

烏梅丸

又麻黃升麻湯與此方同法。

烏梅　蜀椒　細辛　桂枝　附子　黃連　黃柏　人參　當歸

復脈湯

此方不可去薑、桂，去之即不得仍名復脈。

炙甘草　生薑　桂枝　生地　麥冬　阿膠　人參　大棗　加酒煎

雜療方：共四十三道，亦有溫、清各法。

桂枝加桂湯

桂枝加芍藥湯

人參桂枝新加湯

桂枝人參湯　即理中湯加桂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桂加白朮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桂枝幹薑湯

葛根加半夏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

大陷胸湯

大陷胸丸

抵當湯

抵當丸

桂枝甘草湯

芍藥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

乾薑附子湯

甘草乾薑湯

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甘草湯

桔梗湯

豬膚湯

苦酒湯

半夏散及湯

文蛤散

瓜蒂散

三物白散

牡蠣澤瀉散

燒裩散

蜜煎導

豬膽汁導

此四十三方非不用也，只與所選之方分別觀之，以醒眉目。亦與徐刻《傷寒類方·雜療》之例略同。

餘外曾王父王樸莊先生，於乾嘉間以醫名於鄉。著書十餘種，《蘇州府志》存其目，中有《律學淨聞》一書最精，惜已佚而不傳。而「考正古方權量說」，即公律學之一也。公以古方分兩言人人殊，以宋·林億古三兩為一兩，古三升為一升者非。又以明·張介賓古一兩為六錢，古一升為三合三勺者亦非。公謂景岳所宗，為偽造夏律周黼之鄭世子，此武斷之甚者。乃以今木工之曲尺，定古藥升之容積。復以古藥升之容積，就今倉斛之積寸推之，而謂古人每藥必三服，若麻黃湯，麻黃三兩，准今二錢三分者，三之得七分六釐。小柴胡湯，柴胡八兩，准今六錢者，三之得每服二錢。承氣湯，大黃四兩，准今三錢，再服中病即止，則每服得一錢半。白虎湯，石膏一斤，准今一兩二錢，亦分三服，則每服得四錢余。與介賓覈算者尚多，不及悉載。總言之，則古方自《靈》《素》以下，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凡云一兩者，准今七分六釐，凡云一升者，准今六勺七抄，無餘蘊矣。余每准此以為治，而知麻黃至多不過七八分，即三五分亦能發汗。桂枝亦不過三五七分，石膏四五錢，大黃一二錢，亦足以清熱而下燥屎。仍看病勢之輕重，以消息之。證以余所親歷，而益知公之言為不誣也。《晉書·裴秀子頠附父傳》：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未始不由此也。觀於此，而公之為功於病人者，不亦大乎！今特錄此兩言，以告世之用麻、桂至一二兩，少亦三五錢者。

謹案：樸莊公諱丙，為吾母之祖。余於公在重孫行。公之先自炎宋時即以醫世其家，嗣是代傳醫學，以至於公。余藏有公所著《傷寒論注》未刻稿，以《千金翼》為序，異於他氏之各為次第者。又有《回瀾說》萬餘言，扶掖叔和，以闢諸家之謬。余之私淑於公久矣。公之書，則吾母於咸豐丁巳年六十有七時手錄以存於家者，惜未能為公梓以問世也。其「古方權量考」一冊，則唐笠山《吳醫匯講》全載之，王孟英《溫熱經緯》亦採之。近復經長於算學者屢核之，皆曰准。故敢取以為法焉。

方以藥而成，藥以方而行。所用既仍是古藥，胡獨不可用古方？而世人則指三兩之桂枝，六兩之麻黃，八兩之柴胡以證古方之不可用。然則所不可用者，正在三兩、六兩、八兩也，不在桂枝、麻黃、柴胡也。特未明桂枝、麻黃、柴胡本不是今之三兩、六兩、八兩耳。得此每兩為七分六釐之說，而以推之，凡為古方者，不皆可用於今哉！

桂、麻二湯，仲景所以治風寒初起之未化熱者也。太陽病，發熱者而汗自出者，風傷衛也。此時衛病營未病，用桂枝去衛分之邪。太陽病，發熱而無汗者，寒傷營也。此時營病衛亦病，用麻黃達營分之邪。因桂枝證本有汗出，若誤以麻黃髮其汗，恐汗更不止。麻黃證已不得汗，若誤以芍藥斂其汗，恐汗更不出，二湯分際如此。仲景於麻黃證禁用桂枝湯，而申之曰：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者，豈無故哉！蓋中風是淺一層，傷寒是深一層。僅屬中風，則可與桂枝湯，以其未化裡熱也。已成傷寒，則必無汗而化熱較易，此時當以發汗為重，若再斂其汗，裡熱勢將大甚，故必用麻黃湯而不用桂枝湯矣。凡病但有表熱未成裡熱者，用桂、麻；大有表熱兼見裡熱者，用青龍；已成裡熱不論表熱者，用白虎。表熱、裡熱甚不可不分也。前人之禁用寒涼者，只在但有表熱之時。今人當應用桂、麻時，一見表熱，便作裡熱，而早用寒涼，為害滋大。既而又因早用寒涼之誤，遂並寒已化熱、熱已大甚之後仍禁寒涼，勢必仍用桂、麻，而害益大矣。病家延醫多在三日以外，其於桂、麻分際往往已過其時。此惟臨證多者能覺之。不經臨證，則讀書雖多仍不能得其分際也。用傷寒方最重分際，六經皆然，即於桂、麻發之。

太陽風傷衛，用桂枝湯；寒傷營，用麻黃湯；風寒兩傷，營衛同病，用大青龍湯。三方鼎立，為三大綱。是說也，許叔微、成無己言之於前，而其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又曲暢之。一若於麻黃湯中不見其亦有桂枝，於青龍湯中不見其多一石膏者。夫仲景桂枝湯，治汗出而不喘滿之太陽病；麻黃湯治喘滿而不汗出之太陽病；大青龍湯治不汗出而煩躁之太陽病。此之三方，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乃三級也，非三綱也。三方作三綱，施治多誤，誤於不煩躁已用青龍。三方作三級，審證自確，確於用青龍必待煩躁。請得而詳言之，凡人衛行脈外，營行脈中。風但傷衛，則汗出而不喘滿，惟是頭項強痛，其病為輕，故方中但用桂枝。風既傷衛，寒又傷營，則喘滿而不汗出，必兼骨節煩疼，其病為重，故方中不但用桂枝，而必用麻黃。及其風寒兩傷之後，無汗者，終不汗出。汗既不出，必加煩躁，其病為尤重矣，故方中不但用桂、麻，而又必用石膏。其病由輕而重，其方亦由輕而重。輕則用桂，重則用麻、桂，又重則用石膏、麻、桂。反是以觀，有汗不用麻黃湯，無汗不用桂枝湯，不煩躁不用大青龍湯。則此之三方，明是三級之階升，而非三綱之鼎立矣。洵如諸家之說，則麻黃湯中先當刪去桂枝，青龍湯中尤當刪去石膏，而何以麻黃湯必麻、桂並用，青龍湯必於麻、桂外多一石膏耶？仲景既治風以桂枝，治寒以麻黃，則其於風寒之兩傷何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耶？其治風多寒少、寒多風少何不於桂枝二麻黃一湯外，更制麻黃二桂枝一湯耶？況如其所說，則桂枝證當不惡寒，麻黃證當不惡風，而何以桂枝證之惡風即惡寒，麻黃證之惡寒兼惡風？又何以青龍證之獨惡寒而不惡風耶？仲景特於青龍條下示人以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不從可知惡風者必有汗，有汗者必不煩躁，不煩躁即不可用石膏也哉。所以仲景於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同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之下，並不言大青龍主之。而《千金方》已於此條下明言宜麻黃湯。林億等校定王氏《脈經》，亦於此條下增「宜麻黃湯」四字。匯而觀之，不更可知麻黃一方已是風寒之兩傷營衛之同病，故既用麻黃，又用桂枝，治寒而不遺風，治風而不遺寒乎。王樸莊先生《回瀾說》：人身營衛，猶城與郭。未有兵臨城下而郭不先破者。才說傷營，已兼營衛兩傷在內。旨哉斯言！凡諸家於青龍證，所謂中風脈浮緊，為中風見寒脈；傷寒脈浮緩，為傷寒見風脈。種種葛藤，不斬自斷。但以論中「桂枝方禁」與「青龍方禁」一對勘而已足矣。「桂枝方禁」云：脈浮緊，汗不出，是麻黃證，不可與桂枝湯。以桂枝方中有芍藥者，大不宜於無汗之病也。「青龍方禁」云：脈微弱，自汗出，是桂枝證，不可與青龍湯。以青龍湯中有石膏者，大不宜於有汗而不煩躁之病也。明乎此，而風寒兩傷，營衛同病，豈非麻黃湯之專司，而與青龍何涉哉？余得以一言斷之曰，仲景於太陽病汗出而不喘滿者用桂枝湯，喘滿而不汗出者用麻黃湯，不汗出而煩躁者用大青龍湯。則此之三方，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其病由輕而重，其方亦由輕而重，乃三級也，非三綱也。乃三級之階升，非三綱之鼎立也。

又有以桂麻各半易去青龍者，自較諸說為長。而其不識麻黃湯已是風寒兩傷，營衛同病。則仍未能說仲景之意。

《傷寒論》石膏一味，得薑、桂、麻黃而有青龍之號，得知、草、粳米而有白虎之名。二方並用石膏，一以泄陽邪，一以顧陰液也。病有表熱，有裡熱。表熱宜散即已，兼見裡熱必用青龍散之，早用白虎即為誤遏。裡熱宜清，即或尚有表熱，必用白虎清之，仍用青龍即為誤發。其間先後緩急絲毫不容假借。余既明三級之說，可不再申二方之辨乎？夫二方之辨，且勿在同用石膏上看，先要在一用麻黃，一不用麻黃上看。論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主之。蓋仲景一涉無汗，即用麻黃；一涉有汗，即不用麻黃。是大青龍雖專為煩躁設，實專為不汗出之煩躁設。故又曰：若脈微汗出者，不可服。以是知用青龍者，必為無汗之病。而有汗即不可用。何也？以其方雖有石膏，而仍主麻黃故也。若白虎之不用麻黃，則其吃緊處正在有汗矣。論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陽明病，渴欲飲水，無表證者，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是白虎似專為煩渴設，實專為大汗而又煩渴設。故又曰：若脈浮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服。以是知用白虎者，必為有汗之病。而無汗即不可用。何也？以其方重在石膏，而不用麻黃故也。煩躁而無汗者，宜泄其陽邪，桂、麻不可少也，主治在青龍。煩渴而有汗者，宜顧其陰液，桂、麻可不用也，主治在白虎。汗多者，且於白虎中加人參。不從可知汗無點滴者，雖有石膏，不可不用麻黃以達之。汗已淋漓者，專重石膏，不可更用麻黃以竭之乎。是故青龍之治以無汗為準，白虎之治以有汗為準。此即先後緩急之次序，不可紊也。雖然二方固須辨麻黃之異，而二方亦須辨石膏之同。此又不獨在有汗、無汗上看。而又必兼在惡風、惡寒上看矣。「青龍湯禁」曰：惡風者不可服。「白虎湯禁」曰：惡寒者不可服。惡寒即其表不解之謂。余以兩言斷之曰：發熱，無汗，不惡風，乃可用青龍之石膏。發熱，有汗，不惡寒，乃可用白虎之石膏。於是麻黃之異有可辨，石膏之同亦有可辨。而二方之無或差貸者，必可為臨證時一助也。

青龍、白虎，以汗之有無及惡風惡寒為辨固已。然以有汗而論，白虎湯治陽明有汗，桂枝湯治太陽有汗。同是有汗也，何由知為太陽之汗而用桂枝？何由知為陽明之汗而用白虎？是則又須於有汗時，專在惡寒不惡寒上辨也。桂枝證之汗，既在太陽，必惡寒，以惡寒為太陽主證也。白虎證之汗既在陽明，必不惡寒，以不惡寒為陽明主證也。明其惡寒、不惡寒各為一經之主證，豈獨桂枝、白虎之各治一經者昭然若揭，即二經之分證不亦儘可推乎。

石膏之為用也，僅一見於《本經》，而《湯液》失傳。伊尹宗《本經》而為湯液，仲景宗《湯液》而為《傷寒雜病論》。然則自有仲景，而石膏之用始顯。亦自有仲景，而石膏之類如芩、連、硝、黃、梔、柏者始顯。何以必曰仲景但知有寒不知有溫？但知用溫不知用寒乎？桂、麻、薑、附，仲景所以治風寒。膏、黃、芩、連，仲景所以治溫熱。然後知仲景方為用溫之祖，仲景方亦為用寒之祖。而況仲景之作《傷寒論》，專救當時烏、附辛熱之失，而特於辛溫外，更用此辛寒、苦寒、鹹寒之藥乎！程子曰：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余於《傷寒論》亦云。

仲景於陽邪入腑，勢將劫陰之際，既有急下之法，而又垂慎下之訓。蓋示人以陰之欲傷者，不可不下。即警人以陽之未實者，不可早下也。此中關鍵究在何處勘出？蓋必先問其汗出之多與不多，小便之利與不利，以驗邪熱之熾與不熾，即可知津液之傷與不傷。再問其臍腹之痛與不痛，矢氣之轉與不轉，而後可辨其燥屎之結與不結，以消息乎大下、微下之間。大約欲用承氣，所重在問。如上所說，即有不可不用下之勢。若見其熱已潮，而又大煩，大渴，昏沉，譫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則循衣摸床，撮空理線，或則揚手擲足，惡聞人聲，或則口噤齒齘齒，背反張，臥不著席，腳攣急。此時病入陽面則狂，病入陰面則厥，不急用大承氣下其燥屎，則陽實劫陰，津枯液涸，熱極生風，危在旦夕。胡世人於此杜撰一陰虛邪戀之名，又杜撰一養陰退陽之說，置承氣三方於不問，始則以豆卷、豆豉之不足發表者，耽擱三日。繼以生地、石斛、麥冬、元參之滋膩留邪者。又三日，而後犀角、珠、黃、至寶、紫雪之類，將未入心包之邪一舉而送人心包。迨心包洞開，燥屎仍在，陰之將竭，事不可為，終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脈散，或一服去薑、桂之復脈湯，此何意也？孰知前此之邪熱非承氣不能除，前此之津液非承氣不能保。《內經》云：得後利則實者活。《千金方》云：藥補五臟者，首推大黃。可見承氣三方專為此生死關頭而設。此時此際，豈能捨大黃，而別有所謂補藥乎？陽明之急下三條固急，少陰之急下三條尤急。此所以《本經》之於大黃，謂其有安和五臟之能也。若夫下之宜慎，固有不待言者。仲景許多斟酌，只在屎未定硬之時。而益見屎已硬之不可不下矣。

傷寒之於承氣，為燥屎也。而燥屎之甚者，或先有熱結旁流。病家每謂其已有所以下，而不審其結之尤甚。至溫熱病，則不盡燥結，又為膠閉，其急於待下則同。病家又因其所下如膠，以為不可再下。此以病本不是燥結。醫先不能言之，遂以啟病家之疑耳。若其為兩陽合病、三陽合病之自下利則皆協熱利也。又為葛根、柴胡與茶、連、柏之證，不在承氣之例，是皆當有分別。奈何一見下利，便云土敗，輒議滋補耶？

少陽何以為半表半裡也？太陽行身之後，為表。陽明行身之前，為里。獨少陽行身之側，以為前後之樞機，故為半表半裡。又人身膈以上為陽、為表。膈以下為陰、為里。惟少陽居中道，而介乎膈之間，故亦為半表半裡。少陽一經，聯絡於陰陽出入之所。出則連及太陽，入則連及太陰。所以云半表者，對太陽之全表言。所以云半里者，對太陰之全裡言。而其證則何者為半表裡也？少陽主春，其氣半出地外，半在地中。人身之氣亦如之。是故發熱而惡寒者為表，一熱而不復惡寒者為里。少陽則寒熱往來，寒為表，熱為里也。而又有脅痛，耳聾在經之證，口苦，咽乾，目眩在腑之證。則又以寒熱，脅痛，耳聾為半表，而以口苦，咽乾，目眩為半里。何也？兩脅不居身前後，而居側。兩耳寤則聞，寐則不聞，口、咽、目，開之則見，合之則不見。此數者不可謂之表，亦不可謂之裡，則謂之半表裡而已矣。三陽以少陽為樞，柴胡為轉樞之用，凡因樞之不轉而為病者，即在太陽如瘧病中亦用柴胡。《千金翼》有太陽用柴胡湯法，即太陽轉樞法也。此並不必為半表裡而亦用柴胡者。況往來寒熱，脅痛，耳聾，既為少陽必然之證。咳，悸，嘔，渴，更有少陽或然之證。且診其脈弦或弦數或弦遲，總之不離乎弦，而尚不能知其為柴胡證耶？世人既知柴胡一味為半表裡之藥，則見有此等證，便可放膽用之。何所疑而仍不敢用耶？況小柴胡一方，就本經言，柴胡但主半表，黃芩乃主半里。就六經言，柴、芩但主半表，參、生草乃主半里。獨指柴胡一味藥為可治半表裡證者，猶其識之淺焉者也。

太陰、陽明，同居中土。太陰脾為陰道虛，陽明胃為陽道實。敦阜、卑監二土之虛實本不同也。至於病邪之來，傳變無定。今日而在陽明即為實，今日而入太陰即為虛。此非其人之病。有虛實而病，即以臟腑之虛實為虛實耳。故同一腹痛也，滿而時痛者屬脾。滿而大實痛者屬胃。在胃則宜大、小承氣，梔子厚朴枳實湯。在脾則宜理中、四逆、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間有用大黃、芍藥者。同一發黃也，其黃色之淤晦者屬脾，為陰黃。其黃色之鮮明者屬胃，為陽黃。治陽黃宜梔子柏皮湯、茵陳蒿湯。治陰黃宜理中湯、四逆湯，間有用麻黃、連翹者。同一格吐也，朝食暮吐為脾寒格，食入即吐為胃熱格。治熱格宜瀉心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治寒格宜附子理中湯、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病名則同，病本則異。在胃、在脾之證，相反如是。故在胃、在脾之治，亦相懸如是。何可混稱脾胃，而以治脾者治胃，以治胃者治脾哉？總之，胃屬陽，脾屬陰。胃為腑，脾為臟。胃司納，脾司輸。胃惡燥，脾惡濕。胃喜降，脾喜升。胃宜通，脾宜補。其所以不同之故，可以對待而觀，即可反觀而得。況胃病之脈必大，或浮而促。脾病之脈必弱，或沉而細。尤其不可強同者耶。再有肝木侮土之證，亦當以犯胃乘脾為辨。犯胃宜瀉，乘脾宜補。肝家之木旺同，而受其侮者之戊己二土，則虛實不同也。病因臟腑以為虛實，而補瀉隨之，知其意者蓋寡矣。若但知有臟，不知有腑，見土之病，動稱土敗，擯棄聖法，謂不可從。則豈仲景於已敗之土而用芩、連、硝、黃耶？此恐非仲景意矣。

少陰病，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此以熱客於少陰之標。叔和「平脈法」所傳師說伏氣之病是也。先論咽痛，少陰之脈循喉嚨，在初得病二、三日為陽邪結於會厭。但用生草解毒，桔梗排膿，半夏、雞子發聲利咽足矣。若夫下利，胸滿，心煩而咽痛，為陰虛液不上蒸者，治宜育陰復液，則豬膚湯加蜜粉者是。下利，厥逆，面赤而咽痛，為陰盛格陽於上者，治宜驅陰復陽，則通脈四逆湯之加桔梗者是。是蓋以陰虛、陰盛皆可以致咽痛，故有必從兩法而解者。

再論吐利。飲食入口即吐，心下嗢嗢欲吐，復不能吐者，此胸中實，不可下，而可吐也。膈有寒飲而吐，且乾嘔者，此有水氣，不可吐，而可溫也。吐利交作，以手足不冷為吉。若吐且利而見厥逆，吐且利而見煩躁則凶。雖有吳茱萸一法，亦未必及救矣。

終論少陰下利與厥陰下利不同。厥陰之利，多熱少寒。少陰之利，多寒少熱。故惟厥冷，而或咳，或悸，腹痛下重，是陽為陰遏之利，用四逆散。咳而嘔，渴，心煩不眠，是水熱互結之利，用豬苓湯。小便不利，腹痛，便膿血，是寒熱不調之利，用桃花湯。自利清水，心下痛二、三日，咽乾口燥，六、七日不大便，均腹滿，是陽盛鑠陰之利，用承氣湯。凡若此者，皆為傳經之邪，固屬於熱。若夫下利清穀，厥逆，脈微，嘔而汗出，引衣自蓋，欲向壁臥，不喜見明，而又面赤戴陽者，則皆合於真武、附子、四逆、通脈、白通諸方，為少陰虛寒之證，正與厥陰熱利相反矣。少陰下利，死證五條：吐利躁煩；四肢厥逆、惡寒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下利止而眩冒；六七日而息高者。雖尚有吳茱萸一法，終為不治之證。苟非利止手足溫，身反發熱，未易求其生也。

論曰：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五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厥多熱少，其病為進。發熱四日，厥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並前六日，亦為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解之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中見少陽火化，故有熱。人身元陽，到此亦化陽邪，退伏於內，不能充達於外，故有厥。此其熱固是熱，而其厥則更是熱。非當其熱時則為熱，而當其厥時即為寒也。三陰中，太陰寒微，故手足溫而無厥。少陰寒甚，故寒厥多而熱厥少。厥陰陰極生陽，故寒厥少而熱厥多。厥陰與少陽相表裡，厥陰厥熱之勝復，猶少陽寒熱之往來。少陽之寒因乎熱，故厥陰之厥亦因乎熱。熱為陽邪向外，厥為陽邪向內。厥之與熱總是陽邪出入陰分，熱多厥少而熱勝於厥者，其傷陰也猶緩。厥多熱少而厥勝於熱者，其傷陰也更急。蓋外來客熱化為陽邪，深入厥陰之臟，本以向外為吉，向內為凶。陽而向外則外熱，陽而向內則外寒。故仲景以厥多為病進，熱多為病愈，而復申之曰：陽氣退故為進。蓋謂陽之退伏於內，非謂陽之脫絕於外也。自有不明此語者，妄謂在熱則為熱，在厥即為寒。是一氣也，而五日能寒，五日能熱，則當此五日厥時用熱藥，彼五日熱時用寒藥。而如厥後復熱，則前五日之熱藥必為禍。熱後復厥，則前五日之寒藥必為災。天下豈有此等病情，此等治法乎？國朝惟魏念庭、陳平伯能知此理，若黃坤載與陳修園，則皆以厥為寒者也。總之，「厥陰篇」中凡有厥而復有熱者，其厥也定為熱厥。惟有厥無熱甚，則一厥不復熱者，其厥也方是寒厥。以此為辨，更於脈滑而喉痹，便膿血，脈沉短而囊縮，脈沉疾而爪甲青，不大便而腹滿硬痛。諸見厥證，所用白虎、承氣者互推之，自可決然無疑。何至認作虛寒，輒投薑、附？觀仲景所謂「厥應下之」一語，不正與少陰急下三條同為傳經熱邪、陽實拒陰之大熱證乎？仲景所以於四逆湯證必曰厥逆而惡寒者，於當歸四逆湯證必曰若其人內有久寒者，明是以彼證此。彼曰寒，則此為熱。彼曰惡寒，則此為惡熱也。惟有蛔厥吐蛔，靜而復時煩，為胃腑之陽不行，用烏梅丸安蛔，即以安胃。臟厥膚冷，躁無暫安時，為腎臟之陽不行，用茱萸湯溫肝，即以溫腎。此必更有大汗出，大下利而惡寒者，乃用四逆輩主治。亦復何所疑哉。

嘗見有周身冰冷，而一衣不著，半被不蓋者，有令兩人各用扇扇之者，有欲暢飲冰水者，此非惡熱而何？

厥陰厥逆屬熱者多，厥陰下利亦屬熱者多。凡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見厥則複利者，其利本生於熱，厥則其熱更甚，故雖已止而必複利。此不可即其利而知其熱乎？即如利止而反汗出者，必咽中痛，喉為痹，是其熱上攻也。其無汗而利不止者，必發癰膿，便膿血，是其熱下攻也。便膿血者，其喉不痹，是其熱下攻者，不復上攻也。其脈寸數尺澀，或大或沉弦，其證下重，欲飲水，譫語，或有燥屎，皆以有熱故也，雖發熱不死。白頭翁一方並用連、柏，小承氣一方且兼樸、枳，治厥陰熱利之法盡之矣。惟有脈沉而遲，下利清穀，身有微熱，面赤戴陽，為陰盛於下，格陽於上。又惟外惡寒，內拘急，大汗而復大利，為陰盛於內，格陽於外。此二者則必用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及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之薑、附，以破陰而回陽，蓋非陰之破而陽不回也。此則治寒利之法也。凡厥陰下利死證六條：厥冷微喘；躁不得臥；厥不止；或汗出不止；脈不還；或脈反實者。是為有陰無陽，莫能救矣。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惡寒，溫熱不惡寒耳。惡寒為太陽主證，不惡寒為陽明主證，仲景於此分之最嚴。惡寒而無汗用麻黃，惡寒而有汗用桂枝。不惡寒而有汗且惡熱者用葛根。陽明之葛根，即太陽之桂枝也，所以達表也。葛根湯中之芩、連，即桂枝湯中之芍藥也，所以安里也。桂枝協麻黃治惡寒之傷寒，葛根協芩、連治不惡寒之溫熱。其方為傷寒、溫熱之分途。任後人審其病之為寒、為溫，而分用之。尤重在芩、連之苦，不獨可降、可泄，且合苦以堅之之義。堅毛竅可以止汗，堅腸胃可以止利，所以葛根湯又有下利不止之治。一方而表裡兼清，此則藥借病用，本不專為下利設也。乃後人之視此方，若舍下利一證外，更無他用者，不審兩陽合病之下利固屬葛根，而不下利但嘔者亦屬葛根，則葛根豈獨為下利設哉？夫葛根既治兩陽合病，則即施諸病連太陽者，亦為甚合。豈有未入陽明早用葛根，恐將病邪引入陽明之理？況溫病之所需，不過葛根。亦猶夫中風之所需，不過桂枝。極分明，亦極容易。乃吳鞠通沿嘉言之謬，欲以桂枝治溫。吳且極詆葛根，切戒芩、連，適棄去此病所亟需之藥，意豈有不利於葛根之類者乎？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用藥以辛溫，溫熱用藥以辛涼耳。而其應用輕以去實則一也。徐之才「十劑」曰：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意蓋以麻、葛性皆輕揚，皆可去實，故以二者並言之。謂麻黃之輕揚，可去傷寒之實。葛根之輕揚，可去溫病之實。然則欲去太陽之實，非辛溫之麻黃不可。欲去陽明之實，非辛涼之葛根不可。之才之說，非即欲將麻、葛二味，一以治傷寒，一以治溫熱哉？後人既不解仲景所謂不可發汗者專指麻黃，又不解之才所謂輕者指物性之輕，所謂實者指人病之實。乃既以實作虛，又以分兩之不重者為輕，而禁麻黃者，遂並葛根而禁之。禁麻黃之屬者，遂並葛根之屬而盡禁之。自是而於病之必去其實者，凡在可以去實之藥，一概皆委諸禁例。實之不去，病即不治。諺有之曰：好漢只怕病來磨。即虛亦可立至也。夫溫病之有需乎葛根，亦若傷寒之有需乎麻黃，用以去實，只在一轉移間耳。張隱菴乃謂：陽明本病，只有白虎、承氣，並無葛根湯證。此以不善讀「脈促、喘汗」一條之故。許宏「葛根芩連方議」且云：此方亦能治陽明大熱，益信長沙方之取用不窮也。自矜創穫，其意可笑。然其言固大可取耳。

「如無犀角，代以升麻」，朱肱《活人書》之說也。陶節庵亦云爾。朱二允駁之，謂升麻性升，犀角性降，升降懸殊，如何可代？唐迎川又駁之，謂角生於首，定為升劑，以下降之說為不然。各持一說，迄無定局。則非先明升降之理，將何以為折衷之論乎？余乃證以素所親歷，而始有以斷之，曰：升麻升也，犀角亦升也。然而犀角之升則以降為升，且以至降為升者也。何以明之？犀為水獸，其利無前，故能分水，能闢塵，能燭怪。水與塵，本乎地者親下。怪則匿於幽隱之地。而犀能燭之，則犀不誠至降之物乎？人因鹿角之升，而疑凡角皆升。豈知鹿之性甘鹹而溫，犀之性酸苦鹹寒。性溫則升，性寒則降。斷無寒者能升之理。試以鍋水譬之，熱則鍋蓋蒸蒸有氣，稍冷即不然。是可惜以明鹿角之升，犀角之降。而二允之說為可從矣。然則何以又謂其能升也？蓋此所謂升，乃是升出於表；此所謂降，乃是降入於裡。與自下升上、自上降下之理不同。即觀熱入血室之病，一用犀角，邪即外達。豈不以病邪內陷，而既入血室，則已入於至幽至隱之地，故必用此至降之品，亦能深入於至幽至隱者，以拔之使出乎？惟其能入幽隱，故謂之降。亦惟能從幽隱拔邪，故謂之升。凡藥，酸苦者能湧泄，此正酸苦湧泄之謂，與辛甘發散各自為功。苟非能降，何以能升？人惟不識其所以降之理，故不能得其所以升之用。朱與陶之誤，誤在犀角證而仍用升麻。凡屬三焦大熱，諸見惡血及陽毒發斑色紫黯者，犀角之所司也。而誤投升麻則血益罔制，斑黑胃爛，鮮不殆者。今人之誤，則又誤在升麻證而竟用犀角。凡屬痘疹初起，喉痧初發，及傷寒、病溫之裡熱未熾，宜先透達者，升麻之所任也。而誤投犀角，送邪入里，轉陷轉深，永不得出，亦無不死。夫以已陷之邪，犀角既能拔出；則未陷之邪，犀角即能送入，其勢必然。故凡當用升麻提邪出表之時，而用犀角之降，未有不隨之而陷者。胡今人於病之初起，反畏提邪出表之升麻，樂就引邪內陷之犀角，使其後之種種惡狀本皆可以不作者，無不次第俱作，而旬日之間，直至於不可救哉。

夫犀角一物，為仲景《金匱玉函》所不取。惟華佗《中藏經》安息香丸取以治傳屍勞等病，與腦、麝、沉、檀、獅子糞同用，是為犀角入藥之始，前此未之有也。乃張介賓作本草，以朱奉議「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直認作仲景語。其謬一至於此，則並於仲景所用之藥與所不用之藥，皆未嘗一問矣。他若《外臺秘要》歷載犀角方，無一不涉及惡血。試問風寒溫熱之常，其不汗而當用汗法，不下而當用下法。時即有如《外臺》所載犀角等證乎？不獨經疏主治悉屬吐衄下血，即如汪訒庵之《醫方集解》尚能歷數吐衄及畜血諸證。則汪尚能知病涉於血，方用犀角，而不在可汗可下之際矣。況畜血一證，仲景亦有桃仁承氣、抵當湯、丸，即後人尚有代抵當一方可用耶。《臨證指南》每將犀角、牛黃與冰、麝、蛇、蠍合用。顧景文託名天士作《溫證論治》，又以犀角視同花露，輕率用之。而於《指南》所載顧姓一案，觀其前診尚能飲酒納穀，乃一用犀角而神昏如醉矣。陳嫗一案，前診不過夜煩無寐，乃一用犀角而陽升風動矣。凡此皆其復診時所自言，何竟無一人見而疑之者？噫！異矣。

聶久吾《痘疹慈航》以升麻葛根湯為主方，痛懲犀角、牛黃引毒內攻。當其時，有他醫治小兒用牛黃散，一服痰喘止，神氣稍平。自是而此兒遂無言矣。故久吾謂：應從升散時，切不可遏其毒出之勢，立致內攻告變。韋君繡曰：邪在陽明，與心包相近，雖見神昏，未必便入心營。自宜疏達向外，不得以犀角引賊入室。予見此病多由失表所致，表不解而入內者也。二家之論內外，均極明顯。不意《臨證指南》亦論內外，而曰：內閉外脫。則其所說之內外乃大相反矣。夫此時外為邪閉，其為閉也，是為外閉，不是內閉。若因外閉不開以至於脫，則是內脫，不是外脫，惟其認作外脫，故不敢一用疏達肌表之藥。惟其認作內閉，故獨敢用走散元陽之藥。同一脫也，究以外閉內脫為是。然亦既脫矣，誰更辨內閉外脫之非？只四字之顛倒，用藥迥乎不同，生死於以立判。欲明閉脫，必究內外。病家可不知耶？夫人死自可云脫，然此病只是外閉，外閉得開，內本不脫。謂之脫者，實還非是。及其外閉既久，並解散之不能，以致陰陽離決，即名曰脫，卻無不可。然閉之與脫，總不一時並見，此時之外閉者，邪束陽郁之謂也。此時之內脫者，陽盛陰涸之謂也。以輕揚散表者解其外，而外不閉。以撤熱存陰者救其內，而內不脫。溫病以之，傷寒之成溫者亦以之。此仲景之法，所以一解表一清裡而了無餘事也。至於開竅逐穢，自是瘟疫治法，總因諸書於傷寒外但有瘟疫門而無溫熱門，故人之所病者為溫熱，而醫之所稱者皆瘟疫耳。嗟乎！一轉移間事耳，夫豈異人任哉。

《傷寒論》六經並重，而風寒溫熱之病以陽明為淵藪，其方亦以陽明為扼要。陽明者，胃也。仲景所用白虎、承氣之石膏、大黃，凡屬胃病，無不以此二藥而愈。可見此時於二藥外，不必更有他藥。即有他藥，亦不過為二藥佐使。胡今人於此絕不一用膏、黃，而於宜清宜下時，動手便用犀角。夫使此時而果有犀角證，豈仲景獨不見及耶？乃以仲景熱入血室之條，變作熱入心包之說，以遷就其犀角之用。然歷檢古書，絕不見於宜清宜下時一言熱入心包者。胡至今日而竟為此說也。揆其所以言心包之故，莫不因乎病有神昏之故？余先明神昏之為病，以定犀角之宜否。夫犀角，心藥也，用犀角者以神昏而用也，以神昏之似乎心病而用也。然而凡屬神昏之證，仲景皆系之陽明條下，尚為胃病，而非心病。夫神昏者何？不知人不識人而已矣。《內經·熱論》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海。其血氣盛，故不知人。《金匱·中風篇》曰：邪入於腑，即不識人。趙以德解之曰：胃為六腑總司，諸腑經絡受邪必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結為痰涎，閉塞隧道。胃之支脈上絡於心，才有壅閉，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徐忠可申之曰：試將頸間兩人迎脈按住，其氣即壅遏，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知人、不識人之屬於胃也久矣。今何以而移之於心哉？前兩說既極曉暢，而說之尤明白者則裴兆期也。裴曰：人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余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夫藏神者心，攝神者氣。胃氣一有不清，即不能攝神歸舍。是神之昏不昏，專在乎胃之清不清。不觀酒醉之人乎？酒醉之人，醉胃不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言語無倫也？不觀飽食填息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一時瞀亂也？不觀痰涎壅塞之人乎？痰塞之人，塞胃不塞心也。何以神昏而瞑眩無知也？其言如此，則知神昏之為病全屬於胃，即知神昏之用藥決不在心。若非先明神昏之何屬，則犀角之是非何由定乎。

然而人於此則正有辭矣。其言曰：今之言本草者，皆宗李時珍《綱目》。時珍謂：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風邪熱毒，必先干之；飲食藥物，必先入胃。角乃犀之精華，足陽明胃藥也，故入陽明，解一切毒，療一切血及驚狂斑疹諸證。子謂神昏屬胃，則犀角正是胃藥，有時珍之說在，子將何以處此？余曰：不讀《本經》，焉識本草？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藥之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某藥只入某經之理？所以神農不言何藥入何經。至張潔古、李東垣輩，始有每藥專入每經之說。即如犀角一味，《本經》：主百毒，除邪，不迷惑魘寐。初不言其入胃也。即以六經論之，大明則謂煩毒入心，狂言妄語。海藏則謂風毒攻心，睫氉熱悶。孟詵則謂卒中惡心痛，心風煩悶。此三家並不言胃且專言心，惟《備要》瀉心涼肝，清胃中大熱，乃始兼心胃言。而下文便接吐血、衄血、下血等證，則知病必涉血，然後用之。未涉乎血，即不可用。正合時珍解一切毒，療一切血之言。再觀《外臺》所載芍藥地黃湯用犀角，則主清化瘀血者也。十一味方用犀角，則治熱毒下黃汁如腐爛血者也。張文仲用犀角，則療下利惡血不止者也。範汪麝香散用犀角，則療穀道中䘌瘡而便膿血者也。益可見血生於心，而血得熱則行之理。故時珍所說乃因胃在心下，心熱則胃未有不熱者。心熱除，胃熱自去。故以去心熱者謂即去胃熱。今則熱專在胃，尚未入心。即有心熱，亦為胃熱所累。胃熱去，心自不熱。病之由心及胃與由胃及心者迥乎不同。以胃在外，心在內，其病但在胃口而藥先開其心竅，勢必將未入心包之邪一舉而送入心包。病於是乎內陷，而神亦不復清矣。喻嘉言曾勘一白虎證，病家欲用犀角，遂延他醫，引胃邪入心臟，其顛悖無倫較胃實證更增十倍。醫乃辭以心偏不可救，未幾髮直頭搖，果成心絕之候。嘉言謂，傷寒之邪，即使過經不解，蘊崇日久，亦僅蒸及心包絡，豈有直入心臟之理？乃任用犀角領邪攻心，無異獻門迎賊。嘉言此論，實足破胃病用犀角之謬，貽福於後世也。

而或又曰：病至神昏，每多狂言妄語，甚則如見鬼狀。苟非犀角之通靈，何以除病而使病得安？余曰：此正余之所欲言也。《本經》於石膏下有「除邪鬼」三字，後人不解石膏何以能除邪鬼，則將石膏之「除邪鬼」三字刪去。《本經》於大黃下有「安和五臟」四字，後人不解大黃何以能安和五臟，則將大黃之「安和五臟」四字刪去。經此兩者之就刪，而石膏、大黃之功用於是乎晦矣。石膏能清陽明經熱，經熱清邪鬼自除。大黃能清陽明腑熱，腑熱清五臟自安。故此時之邪鬼非石膏不能除，此時之五臟非大黃不能安。余之用此以除邪而安臟者，蓋不可更僕數矣。余非不知犀為靈異之獸，可借其靈氣以辟邪。然犀角之除邪鬼，是熱在血室者也。石膏之除邪鬼，是熱在胃家者也。此時熱專在氣，無涉於血，即江文通「黃連頌」亦有「御孽辟邪長靈久視」之語，與大黃功用略同，總以邪去則正乃安耳。若夫病之既入心包，既入血室，並非石膏、大黃所能了事者，則在肝之病必用羚羊角，亦猶入心之病之必用犀角也。病豈必無膏、黃之不能愈，而待愈於犀角者哉！然必在用過膏、黃之後，必不在未用膏、黃之前，蓋亦有可決者。

陽明之有葛根芩連湯也，猶太陽之有大青龍，少陽之有小柴胡也。太陽以桂、麻解表，石膏清裡；少陽以柴胡解表，黃芩清裡；陽明則以葛根解表，芩、連清裡。表裡各不同，而解表、清裡之法則一。太陽證有表裡，青龍湯皆主之。少陽證有表裡，柴胡湯皆主之。若陽明證而有表裡，則此湯皆主之。乃太陽不廢青龍，少陽不廢柴胡，而葛根芩連一方獨見遺於陽明者，以人必見下利始用之，不下利即不用，而不以為是陽明主方也。孰知此方之所用者宏，而所包者廣乎。方中芩、連二物，非獨仲景黃芩湯、黃連湯、諸瀉心湯皆本於此，即後世升麻葛根湯、柴葛解肌湯之類，雖似變局，亦皆不外此方之成法。凡由太、少陽陷入陽明為陽邪成實之證，不論有下利無下利，皆以此方為去實之用。最可笑者，李時珍不解「實」字，欲將之才「十劑」：泄可去閉，葶藶、大黃之屬改作「去實」，將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改作「去閉」，則其意必謂有所積滯方可稱實。而凡表實之當以輕藥去者，即時珍亦不得其解矣。豈知此方隨證可加芎、芷、羌、獨、荊、防、藁、蔓，又可隨證加入薄荷、桑葉、藿香、香薷、赤芍、丹皮、黑梔等藥。無非以輕去實，病即化大為小。且不定需乎白虎、承氣，而陽邪不實，陰何由傷？病必去矣。故敢筆之於此，以告病之甚賴有此方者，還此久亡之治法也。

病之入臟而為純陰無陽之證，仲景即用驅陰回陽之法，其於理中、附子二湯並加人參為陰陽並補外，如真武、四逆、通脈、白通四方者，獨用附子回陽，各有所主，若不逐方辨晰，用之往往不當，不得謂同是附子即可漫無區別也。前人於四方即各有方解，而余復為合論之曰：陽氣衰微，不能內固者，主以真武；陽氣退伏，不能外達者，主以四逆；陰盛於內，格陽於外者，主以通脈；陰盛於下，格陽於上者，主以白通。是故真武湯補助陽氣者也，四逆湯運行陽氣者也，通脈湯通達內外之陽者也，白通湯宣通上下之陽者也。於此既明，然後進而求之。四逆但能益陽，必加蔥白乃能通陽；白通但能通陽，必加膽汁乃能入陰。如此分別，一方自有一方之用，不可移易假借。余每以此治今人之病，固未有不合者。不知人何以而絕不敢用？又何以而用之輒誤也？總之，以方試病，則方不任咎。以病求方，則方如已出。凡方之在《傷寒論》中者，專在分際得宜，六經無不然也。此四方者，為少、厥兩經正治之法。雖在燥火運中，亦未嘗無用此四方時。即可見寒水、濕土之運，亦有宜用寒涼時。總以寒邪熱邪為辨。若果確見為熱邪，則病之外見者雖同是四逆，而必求熱深厥深之旨，用四逆散，不用四逆湯。又重則如少陰有承氣三證，厥陰有白虎一證，此外更有瓜蒂散之吐法，白頭翁、豬苓湯之清法，皆與此四方之大辛熱者相反。吾蘇尤在涇於少、厥兩經之證各分溫、清兩途，其旨深哉。

天下補陽之藥惟有附子，非人參也。參，補陰者也。仲景真武湯、四逆湯、通脈、白通湯，皆以附子通行十二經，為斬關奪隘之計，以救垂危，而方皆不以附子名。獨至附子湯，一用人參，而反以附子名其方者，何也？以方中有補陰之人參在，恐後世反輕附子而重人參，故特名附子湯，以示所重仍在附子之補陽，不即可見補陽之藥惟附子足以當之，而非人參之任乎。自有氣為陽，血為陰之說，而謂人參可以補氣，遂謂補氣即是補陽，不知人參不足以補氣之陽，但足以補氣之陰。仲景四逆加人參湯，以其利多亡血，必顧其陰而用之也。茯苓四逆湯，以其在汗下之後，陰已大傷而用之也。若一切回陽方中，總不用人參以緩附子之勢。乃自有張介賓「新方八陣」而補陽之法蕩然矣。介賓於大補元煎云：人參補氣補陽，以此為主。其於四味回陽飲，附子用一二錢，而君以人參一二兩，參且十倍於附。宗其法者，遂若補陽非人參不辦，而附子之功用於是乎晦。況乎陽之能虛，多由陰盛。陰氣之盛者，即足以傷氣之陽。附子一面補陽，即一面破陰。火，陽也。水，陰也。附子為北方元武真神，其功專在行水，故其力又在破陰。其病之僅為陽虛者，但用其補陽之力耳。若陽之以陰盛而傷者，則更以破陰之力為補陽之助，乃足盡補陽之妙，而不可雜以補陰之參。由是知介賓之六味回陽飲及右歸飲、右歸丸，謬更不可勝言矣。其在大補元煎已云：補精補血，以熟地為主。而於六味回陽飲重用熟地，亦名回陽。即其右歸飲，則自以為益火之劑也。右歸丸，則自以為培腎之陽也。而皆用熟地，皆以純陰之藥予以回陽之名，則下焦陰氣勢必上陵陽位，陽未回而陰益甚，不至如《內經》所謂「地氣冒明不止」。補陽之義，果安在哉？味其補精血之言，是直以血為陰矣。惟其以血為陰，故遂以氣為陽。而陰氣二字因此亦永不見於世。世之病在陰氣者，並無治法。而況其在陽氣乎？熟地且可謂之補陽，而況其在人參乎？

更以仲景方證之。一百十三方，用人參者，十有八。如新加湯、小柴胡湯之用人參，則以桂、胡達表，而以人參和陰也。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則以石膏退陽，而以人參救陰也。附理中湯、吳茱萸湯，則以剛燥之劑，已恐傷陰，而用人參養陰以配陽也。仲景之於人參，半為欲行汗下，恐傷津液，故必加以扶助。半為汗下之後，津液已傷，故必施其救援。無非以陰濟陽之妙。未有如介賓之於人參與熟地對用，而以兩儀名之者。是蓋不知人參但有補陰之偏功，故並不知附子始有補陽之大力。惟能以附子歸諸補陽，又能以人參歸諸補陰，夫然後附子之功用彰，夫然後人參之功用亦彰。而陽虛、陰虛兩證，始不致就死於新方之八陣矣。

余既取《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明仲景撰用《難經》之意，凡溫熱之治，即當求諸傷寒之論者無疑義矣。而其「二曰傷寒」與「四曰熱病」、「五曰溫病」，則傷寒自是傷寒，溫熱自是溫熱，正有不可不辨者。而余謂此亦最易辨也。何以辨之？則仍辨以《傷寒論》太陽、陽明兩經之證。以經言之，太陽在外，陽明在內；以證言之，太陽為表，陽明為里。傷寒由表入里，其始僅為太陽證。溫熱由里出表，其始即為陽明證。苟非能識傷寒，何由而識溫熱？苟非能識傷寒之治，何由而識溫熱之治？人苟於太陽、陽明之部位，既從兩經歷歷辨之，再勘定其人之所病，或僅在於太陽，或已在於陽明，而寒與溫之分途，自截然而不爽。故必能識傷寒，而後能識溫熱也。用藥之法，傷寒起自太陽，惟辛溫始可散邪，不得早用辛涼；溫熱起自陽明，惟辛涼始可達邪，不得仍用辛溫。寒與溫皆稱汗病，病之初皆當汗解。而辛溫之與辛涼則有一定之分際，而不可混者。故必能識傷寒之治，而後能識溫熱之治也。且夫《傷寒論》之有青龍、白虎也，蓋因傷寒初起，失用溫散，寒邪內傳，便成溫熱。治必改就寒涼，故兩方並用石膏，而其分則在一用桂、麻，一不用桂、麻。有桂、麻者，不可用於溫熱病專屬陽明之候，但可用於傷寒病欲轉陽明之候。無桂、麻者，則即可用於傷寒病已入陽明之侯，即可用於溫熱病發自陽明之候，蓋其時陰為熱傷，傷津傷液，惟寒涼之撤熱力始足以救陰。熱之不撤，陰即有不克保者。所以芩、連、膏、黃，皆以治溫，非以治寒。只除去起首桂、麻二物，則《傷寒論》中方大半皆治溫治熱方矣。凡傷寒發熱者不渴，如服桂枝湯已而渴，服柴胡湯已而渴，不惡寒反惡熱，始初惡寒，一熱而不復惡寒。凡傷寒欲解時，寒去而熱亦罷。若寒去熱不罷，汗出仍熱而脈躁疾，皆溫病之的候也。病之始自陽明者為溫，即始自太陽而已入陽明者亦為溫。是故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一條本以「太陽病發熱」五字為句，以「而渴不惡寒者」六字為句。蓋上五字為太陽，而下之「渴不惡寒」即陽明也。又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此一條，桂枝證本太陽病，而以醫誤下，遂入陽明。蓋上六字為太陽，而下之脈促，喘汗即陽明也。觀此兩條之渴也，喘也，汗也，脈促也，不惡寒也，皆屬溫熱，即皆屬陽明。而條首仍冠以「太陽」字者，正令人於「渴」、「利」等字，知其病之已從太陽傳入陽明，急當專就陽明治也。若因其上有「太陽」字，仍作太陽觀，仍用太陽方，或並認作太陰病者，皆非能識溫熱者也。

溫熱之病為陽明證，證在《傷寒論》中，方亦不在《傷寒論》外，本不難辨。自夫人以論外之瘟疫作論中之溫熱，惟恐瘟疫與傷寒混，適將溫熱與瘟疫混，反將溫熱與傷寒混。傷寒、溫熱、瘟疫，三者愈辨愈不清矣。是故欲得溫熱之真，必先嚴瘟疫之界，乃能知傷寒之論本自有溫熱之方。凡病之裡巷相傳，長幼相似，其小者，如目赤，頤腫，咽痛，咳嗽之類，常常有之，屬溫者多。其大者，變起倉猝，一發莫制，有不定其病之為寒為溫者，眾人傳染如徭役然，因其傳染，乃名為疫。若病只一身，即在同室侍疾之人亦不傳染，則溫為溫病，熱為熱病。其初傳與傷寒之太陽異，其中傳與傷寒之陽明同。既不傳染，即不得以疫名。乃人皆以病之傳染者始謂之溫，而反以不傳染之溫病獨不得用桂、麻、青龍者，仍狃於傷寒二字而用桂、麻、青龍之方，十治九誤。所以欲明溫熱者，必與傷寒辨，而尤必先與瘟疫辨。與瘟疫辨者無他，蓋即辨其傳染不傳染耳。明乎傳染之有寒有熱者為瘟疫，即知不傳染而有熱無寒者為溫病。其所以異於瘟疫者，只在此不傳染之三字。其所以異於傷寒者，亦只在不用桂、麻、青龍之三方。此外則與傷寒病寒既成溫而後病無少異，方亦無不同。凡溫病之宜用葛根芩連湯、白虎湯、諸承氣湯，及凡為清法所治者，病在論中，方亦在論中。知病之如是者，即謂之溫，乃不以病之傳染者，始謂之溫，而反以溫病之不傳染者，仍用桂、麻、青龍之法矣。質而言之，溫病者，陽明也。《傷寒論》注以成氏為最先，成氏只有陽明也，三字包掃一切，言簡而明。他若葛稚川以蔥豉湯治溫，而云傷寒有數種，庸工皆不能辯。劉守真以升麻葛根湯治溫，而云傷寒曰大病，以其為害之大也。夫治溫而曰傷寒有數種，治溫而曰大病之傷寒，則知前人之通稱傷寒者，由來已久。然苟不先嚴瘟疫之界，即不能得溫熱之真。柯韻伯曰：溫熱利害只在一人，瘟疫利害禍延鄉里。今人不分溫熱瘟疫，以辭害義矣。周禹載曰：一人受之，則謂之溫。一方受之，則謂之疫。薛一瓢曰：江西才宏筆肆，而論溫自呈敗缺。溫、瘟二證，絕無界限，人不知其牽混也。黃坤載曰：溫病者，一人之病，非眾人所同病。其州里傳染，眾人同病者，謂之疫癘。只此數語，分別溫、瘟，病者可以蒙其福，學者可以受其益。解人不當如是耶？故比年以來，人每以溫之何以別於傷寒者問余，必先以溫之所以別於瘟疫者對。而凡昔之愈辨愈不清者，庶幾自此而一清乎。

溫熱之屢變而亂其真也。由於傷寒之一變而失其傳，風寒諸病由太陽入陽明者，有《傷寒論》在，尚且各自為說。至溫熱，而漫以為仲景所未言，更不妨別出已見。每先將溫病移入他經，或且移作他證，如奕棋然，直無一局之同者。若喻嘉言移其病於少陰腎，周禹載移其病於少陽膽，舒馳遠移其病於太陰脾，顧景文移其病於太陰肺，遂移其病於厥陰心包，秦皇士移其病於南方，吳鞠通移其病於上焦，陳素中、楊慄山移其病為雜氣，章虛谷、王孟英移其病為外感。尤其甚者，則張介賓、張石頑、以及戴天章輩，訾移其病為瘟疫，而石頑又移其病為夾陰。娓娓動聽，亦若各有一理也者。而不知陽明為成溫之藪，古來皆無異說，皆以《傷寒論》陽明方為治。自夫人慾廢陽明方，故必先將陽明病移出陽明外，非余之故為皆議也。苟其不然，則東扯西拽者，何以必將千古相傳之定法弁毛棄之哉。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不知而移之，出於無心也。過也，猶可恕也。知而移之，出於有心也，故也不可言也。潛窺其隱，恐尚不僅為明昧之分。後有作者，或更別有移法，總欲令世人不知有仲景，而樂就其簡便之門、新奇之說耳。然此皆將溫病移出陽明外者，更有明知其在陽明，亦必謂不可用傷寒方，而自制一二味藥，以為此非仲景所知。其實除此一二味，則仍不離《傷寒論》之葛根、膏、黃。試一問黃坤載、楊慄山輩，於青萍、蠶、蟬外所用何藥，即可見矣。此則暗襲傷寒方，而即明斥《傷寒論》，又以不移為移者也。吾願任斯道之君子，毋為移字訣所誤，看得仲景書只宜於寒，而疑傷寒之方真不可用於溫熱之病，則吾道之幸，亦病家之幸也。爰為選方如下，仍是諸家所用藥，不過彼暗而此明耳。

葛根黃連黃芩湯

此為陽明主方，不專為下利設。

葛根　黃連　黃芩　炙甘草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炙甘草　粳米

大承氣湯

諸承氣法酌用。

大黃　芒硝　厚朴　枳實

五苓散　去桂、術。

豬苓　茯苓　澤瀉

黃芩湯

黃芩　赤芍　大棗　炙甘草

大黃黃連瀉心湯

溫熱之用瀉心法者，只用此一方。

大黃　黃連

茵陳蒿湯

茵陳　大黃　梔子

梔子豉湯

諸梔豉法酌用。

生梔子　香豉

四逆散

柴胡　枳實　赤芍　炙甘草

白頭翁湯

秦皮　白頭翁　黃連　黃柏

此以上皆仲景方。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赤芍　炙甘草

涼膈散

連翹　薄荷　黃芩　梔子　大黃　芒硝　炙甘草

天水散

滑石　生甘草

此以上為河間方。

《肘後》蔥豉湯

蔥白　豆豉

《肘後》葛根蔥白湯　去姜。

葛根　蔥白　知母　川芎　赤芍

節庵柴葛解肌湯　去薑、棗。

柴胡　葛根　白芷　羌活　石膏　黃芩　赤芍　桔梗　生甘草

《局方》柴葛升麻湯　去姜。

柴胡　葛根　升麻　荊芥　前胡　石膏　黃芩　赤芍　桑白皮　豆豉

羌活沖和湯　生地、生薑酌用。

羌活　防風　川芎　白芷　蒼朮　黃芩　生地　炙甘草　蔥白　生薑

荊防敗毒散　人參酌用。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殼　桔梗　薄荷　人參　茯苓　炙甘草

黃連解毒湯　大金花丸去梔子，加大黃。

黃連　黃芩　黃柏　梔子

三黃石膏湯

黃芩　黃連　黃柏　梔子　豆豉　石膏

蒼朮白虎湯

蒼朮　石膏　知母　炙甘草　粳米

此餘二十餘年酌用之方，病無不愈。不敢自私，以貢病家。

《說文》：疫，民皆病也。從疒。役省聲。小徐《系傳》：若應役然。《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一切經音義》注引《字林》：疫，病流行也。此即《內經·刺法論》所謂：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亦即仲景原文所謂：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是也。惟其大小長幼罔不相似，故曰皆病。惟其皆病，若應役然，故謂之疫。仲景為後漢人，請即以後漢言之。安帝元和己未，會稽大疫。延光乙丑，京師大疫。張衡上封事，謂民都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思，以為至憂。此非長幼相似，病不獨在一人者乎？仲景當靈獻時，遭疫者六：建寧之辛亥，熹平之癸丑，光和之己未、壬戌，中平之乙丑，建安之丁酉，皆有疫。而以丁酉之疫為最。曹植嘗言曰：是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戶蓬室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仲景所值有疫之年如此。此六年外，豈無溫病而為一人所獨者？一人獨病，即不是皆病之疫。近人於無疫之年所遇溫病，概名為疫，幾若一人獨病之溫，世間更無此病者然。然則此病其安往乎？其在宋、元時，則不名為疫，而名曰瘟。蘇公「雪夜詩」云：稍壓冬瘟聊得健，蓋以俗傳有雪壓瘟疫之語。此亦指皆病之瘟言之也。近如喻嘉言所謂雞瘟死雞，豬瘟死豬，牛馬瘟死牛馬。吳又可所謂大頭瘟、瓜瓤瘟、蝦蟆瘟、疙瘩瘟、絞腸瘟、軟腳瘟。劉松峰所謂葡萄瘟、鸕鷀瘟、龍鬚瘟、蝦子瘟、芋艿瘟。又有所謂椅子翻、扁擔翻、王瓜翻。所謂鵓鴿掙、烏鴉掙、兔兒掙、狐貍掙、猿猴掙者。瘟也，翻也，掙也，皆疫也。即所謂皆病之疫也。陳素中謂：凶暴大病，死生人在數日間。戴天章謂：中人人病，中物物傷。試察厠間糞氣與凶地屍氣，自能辨之。楊慄山謂：毒霧之來也無端，煙瘴之出也無時。餓殍在道，胔骼之掩埋不厚，死屍連床，魄汗之淋漓自充。凡為疵癘旱潦之氣，禽獸草木往往不免。即此諸說，且不僅為長幼相似，直有比屋連村，一家而斃數人者矣。不獨死生在幾日間，且有朝發夕死，夕發朝死，尤急則頃刻而死者矣。如是者，即古人之所謂疫。如是者，即近人之所謂瘟。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十年亦不一見。試問病家其與年年常有之溫，一人獨病之溫有何干涉？若年年常有之溫，何至朝廷亦為之焦思，如張平子之所言乎？若一人獨病之溫，何至闔門覆族，家家痛，室室哀，如陳思王之所言乎？著作家或意本在溫，而跡其所指，則皆瘟疫。或其書竟名瘟疫，而味其所言，則仍是溫。生其後者，不且迷於所向而無可適從哉！余特將凡言瘟疫之大異於尋常溫熱者羅列於此，以告病家。冀病家先識此為瘟疫，而將尋常溫熱之病別而出之。庶知溫熱之治，仍可取用《傷寒論》中之方，而頭頭是道矣。

余即明瘟之與疫，不過為古今異名，則疫即是瘟，瘟即是疫，而與溫熱之溫全不相涉者，概可明矣。乃更有謂「溫」、「瘟」為古今字，不可以「溫」、「瘟」為兩字者，則吳又可之《瘟疫論》也。蓋又可欲謂溫、瘟為一病，故謂不可以「溫」、「瘟」為兩字。夫疫有兩種，一為溫之疫，一為寒之疫。若既論疫，則疫之溫者宜寒，疫之寒者宜溫，各有治法。又可之書，只說疫之有溫，本未及疫之有寒。且但說疫中之溫，本不說不疫之溫，其義自在。若必欲以「溫」、「瘟」為一字，則疫之寒者既不可稱寒溫，豈疫之溫者獨可稱為溫溫乎？其後周禹載之分溫熱暑疫，王孟英之集溫熱濕疫，非不欲明疫之外自有溫熱，然皆平列四證，則又不知溫熱暑濕皆就一人之病言，疫則必以病之傳染言，如其溫熱暑濕之四證而併為一時所傳染，則溫為溫疫，熱為熱疫，暑濕為暑濕之疫。且當與寒病之有傳染者，皆以疫名若之何？其可平列乎？凡著書者，但說溫疫，不說寒疫，故並果為有疫之年，而其疫之或為寒、或為溫者，亦令人罔知所措也。

疫之稱謂，不可不明。疫之治法，亦不可不講。《內經》：五疫之至，各隨其所值之年，由伏而發。其治盡於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五法。蓋治疫獨講太少之五運，與夫主客之六氣，就寒溫兩面而言，卻是溫疫多而寒疫少。故五運之有木火土金水也，半寒而半溫也。六氣之有濕寒、寒濕、風火、火風、燥火、火燥也。溫又多於寒也。然正不得以溫多於寒，而遂置寒疫於不問也。周禹載於溫獨說春溫，而於疫又獨說溫疫，則既不解溫之無寒，又不解疫之有寒故耳。黃坤載則知有寒疫矣，然於溫疫則云無內熱。無內熱何以謂之溫乎？於寒疫則反用石膏，用石膏何以謂之寒乎？喻嘉言論疫專主三焦，頗得治疫之法。坤載之於疫，偏說手足六經。夫疫之小者不分經絡，疫之大者頃刻變生，尚何六經傳遍之有？只是仲景六經之藥，不外溫清兩法。以之分治兩疫，亦為甚合。大抵以溫而疫，則論中芩、連、梔、柏之統於膏、黃者可用也。以寒而疫，則論中吳萸、蜀椒之統於薑、附者可用也。余獨舉運氣一方冠其首，而又舉普濟消毒飲之治溫疫者，以概清法。舉聖散子之治寒疫者以概溫法。而禹載之惑可解，坤載之混可別。及嘉言治溫而用薑、附，即鞠通本之而用桂枝者，皆可刪。總而言之，不傳染而有熱無寒者是曰溫，傳染而有寒有熱者是為疫。不得以治寒疫者治溫疫，更不得以治寒疫者治溫病也。此溫熱、瘟疫所以必嚴其界，而瘟疫、寒疫所以亦不可偏舉也。

運氣五瘟丹　方載《韓氏醫通》「馬氏瘟疫發源·萬氏家抄方」。亦名代天宣化丸。

大黃　甘草梢　黃芩　黃柏　山梔　黃連　香附　紫蘇葉

上八味，於冬至日，將大黃三倍於他藥，煎湯去渣，熬膏糊丸，如雞子大。硃砂雄黃為衣，再貼金箔。每一丸取泉水一碗浸化。可服七人。甲己年，甘草稍為君。乙庚年，黃芩為君。丙辛年，黃柏為君。丁壬年，山梔為君。戊癸年，黃連為君。凡為君者，多一倍。余為臣使者，半之。

普濟消毒飲　東垣方。亦見王氏《準繩》。

黃芩　黃連　連翹　薄荷　桔梗　牛蒡　馬勃　板藍根　元參　殭蠶　升麻　柴胡　陳皮　人參　炙甘草

便秘加大黃。煎湯飲。

金泰和間，多有病大頭天行者。醫以承氣下之，不愈。東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氣也。身半以下，地之氣也。今邪熱客於心肺之間，而以承氣瀉其胃熱，是為誅伐無過。病以適至其所為，故因處此方，全活甚眾，遂名「普濟」。

按：金泰和初年，尚在六十五甲子，火燥之末可見。東垣於嘉泰甲子以前，亦能用寒劑也。余以此賅清法諸方焉。

聖散子　巢谷世方。見龐氏《總病論》暨《蘇沈良方》。

麻黃　附子　細辛　炙甘草　柴胡　防風　藁本　獨活　蒼朮　厚朴　枳殼　藿香　半夏　吳茱萸　高良薑　草豆蔻　白朮　白芍　豬苓　茯苓　澤瀉　石菖蒲

銼焙作散。每服三錢。空心下。

陳無擇《三因方》云：此藥實治寒疫，因東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蓋當東坡時，寒疫流行，而公實誤以陰躁為陽狂，乃云藥性小熱，而陽毒發斑入口即覺清涼。有不可以常理詰者，不知陽能發厥，陰能發躁，寒疫亦能發斑。物極則反，理之常。然今錄以備寒疫治療用者，宜審寒、溫二疫不可偏奏也。青田說如此。

余按：公謫居黃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濕土運中，方必大效。至五十歲後，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運，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陳氏固深明運氣者，余亦以此賅溫法諸方焉。

溫清二法，外如玉樞丹、紅靈丹、蘇合香丸、牛黃清心丸、人馬平安散、諸葛行軍散輩，分治溫疫、寒疫。寒溫錯雜之疫，病不僅在腸胃，而實蒙閉氣道，對病即為良藥，獨不可施諸溫熱病中。蓋溫熱獨病燥金，若疫則不定為燥金病。故必先明寒溫二疫，而後知溫熱之病自不得混稱疫矣。

丹痧斑疹四者，丹與痧類，斑與疹類。痧輕而丹重，疹輕而斑重。丹與斑皆出於膚，平而成片。痧與疹皆高出於膚而成點。痧自痧，丹自丹也。渾言之，則通曰痧。亦疹自疹，斑自斑也。渾言之，則通曰疹。而痧之原出於肺，因先有痧邪，而始發表熱。治痧者，當治肺，以升達為主，而稍佐以清涼。疹之原出於胃，因表熱不解，已成裡熱，而蘊為疹邪。治疹者，當治胃，以清涼為主，而少佐以升達。痧於當主表散時，不可早用寒瀉。疹於當主苦泄時，不可更從辛散。大旨升達主升、葛、柴之屬。清涼主芩、梔、桑、丹之屬。惟宗仲景葛根芩連一法，出入增減，則於此際之細微層折，皆能曲中而無差忒，此治痧疹之要道也。自來治此證者，主辛散則禁寒泄，主寒泄則禁辛散。故兩失之至，不僅為痧與疹，而為丹為斑。則皆裡熱之甚，惟大劑寒藥乃克勝任，非第痧疹之比矣。有是四者，脘必悶，四者之齊與不齊，以脘悶之解與未解為辨。有是四者，熱必壯，四者之解與不解，以汗出之透與未透為辨。故當正治痧疹時，必兼行升清兩法，表裡交治，務使痧疹與汗並達。惟痧疹當發出之際，病人每悶極不可耐，稍一輾轉反側，其點即隱，病邪反從內陷。此正不必有外來之風也，即袖端被角間略有疏忽，其汗便縮。一縮之後，旋即周身皆干。此時厥有二弊：一則汗方出時，毛孔盡開，新風易入；一則汗已大出，不可再汗。非特痧疹立隱，且津液既泄，熱必益熾。後此變端，皆從此起。病家只道未愈，醫家亦但說變病，孰知皆汗不如法之故耶。凡病之宜從汗解者，無不皆然。而兼痧疹者尤甚。故特於此發之。

近見有刻《爛喉痧證輯要》者，教人宜從表散，固不誤也。而又切戒寒涼，則並表散而亦鮮當矣。開首先載葉天士先生醫案一則，云此證一團火熱內熾，醫見火熱之甚，投以犀、羚、芩、連、梔、膏之類，輒至隱伏昏閉，轉眼凶危。孰知初起時，解肌散表，溫毒外達，多有生者。火熱之甚，寒涼強遏，遂至不救，良可慨也云云。此言恐是假託，若葉先生當不如是之謬也。夫此證之在初起，宜從解肌散表。時但有表熱無裡熱，自當從表解散，固無所謂毒也。若既云一團火熱內熾，則有表熱，復有裡熱，而其毒成矣。熱既成毒，安得不用寒涼？乃又曰：火熱之甚，寒涼強遏。只此八字，如何連貫？況以犀角之本不當用者，與他藥渾作一例，遂並芩、連、膏、梔之當用者而並斥之。既不識病，又不識藥，一例加以「良可慨也」等字，後人遂以此為葉先生語而信之，則此病從此無治法矣。試思仲景於青龍湯已用石膏，於白虎湯不復用麻、桂，蓋於宜青龍時已不獨是表熱，宜白虎時直是獨有裡熱，豈有葉先生而並表熱裡熱之不分者哉？況明明說是一團火熱，而尚不用寒涼，則寒涼之藥直到何時方可用耶？凡病已到裡熱地步，而仍一味表散，則汗大出，而液且涸，熱更灼，所有溫毒何由消散？既不外達，自當內陷，遂至不救，皆此等讕語害之也。此冊本為爛喉而發，乃後半插入委中、少商挑痧刮痧等語，並載藿香正氣一方，則此痧非彼痧，尚且渾而一之，似此妄談，直堪捧腹。

近又有重刻《痧喉論》者，前半意亦略同，獨後半載祖鴻範一論，則平允之至，因亟登之。祖云：此證解表清熱，無非兩法而已。初起自須透達，即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為重。及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惟有寒瀉方能泄熱。熱一盡而病自愈。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炎勢燎原，殺人最暴。要惟於先後之間，隨機應變，斯各中其窾耳。此則勝於他說萬萬。若彼之妄戒寒涼者，正未識此奧窔也。

噦有胃風胃火之噦，有因病致虛之噦，陽明病之最危者也。《說文》：噦，氣牾也。《玉篇·十七薛》噦，逆氣也。《唐韻》：於月切，音黦。《集韻》：黦，又音郁。與詩「噦噦」之讀作　音、《玉篇》所謂：火外切，鳥語也者不同。蓋「噦」有「郁」音，即有「郁」義。音義既明，然後以《傷寒論》若嘔，若吐，若干嘔，若咳，若噫，若噎等病，同為氣逆上衝及氣息不調者分別觀之，乃知噦之一證，為病最重。治之必分冷熱兩途，投劑若差，動關生死。徒曰氣逆而已，正不足以救此病之危也。先論嘔吐，東垣云：嘔者，聲物兼出。吐者，物出無聲。精言之，則吐為直衝而出，嘔必作勢而出。嘔有聲，吐無聲，而皆有物。則嘔與吐分，而皆非噦也。再論乾嘔，東垣以其聲出而無物，即與噦並言，徒以噦亦聲出無物耳。然噦與乾嘔雖同為聲出無物，而病則截然兩種。王安道謂：乾嘔為噦之微，噦為乾嘔之甚。雖分微甚，而仍作一病。觀不思乾嘔之有聲也，為物不出而有聲，其聲惡濁而若斷。噦之有聲也，為但有聲而無物，其聲短促而聯屬。病大不同，豈僅微甚之謂乎？至成無己且云：噦即咳逆。則咳逆兩字屢見於《金匱》痰飲病中，與嗽則不甚相遠，與噦則大相懸絕，尤不能視為一病。安道駁之良是。然安道又出吃忒兩字，謂咳逆即是吃忒，吃忒非即是噦。豈知噦正可稱吃忒，吃忒正不可名咳。若以咳逆謂即吃忒，則仍以噦為咳，而誤亦與成氏同矣。況《內經》治噦有以草刺鼻取嚏之法，又曰：無息而疾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已。則未聞以咳者而可以嚏止，可以疾引、大驚而止者。《內經》論咳又有咳逆甚而見血一條，正以咳之不止，血隨咳出，又未聞以噦之不止而因噦見血者也。余讀「內則」：子事父母，不敢噦、噫、嚏、咳。既說噦，又說咳，則噦之非即是咳，不更可意會歟？夫吃忒已是後世俗稱，而後世方言又各不同。即如吾蘇俗稱於安道所謂吃忒者，又稱為打呃，打呃又稱為冷呃。自有冷呃之稱，而一見有呃，遂以為呃無不冷，競用丁香柿蒂湯之辛溫，施諸陽明病熱極垂危之際，則稱名之不正害之也。不知呃之出於平時者，則如《靈樞》所云：谷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相亂，氣並相逆而為噦者，則無端呃作，並不兼見他病。此噦定屬於寒，則謂之冷呃。而予以丁香之溫正合。即不然而用《金匱》「嘔吐噦」一門生薑半夏湯、橘皮竹茹湯亦有合者。然此僅噦之輕淺者耳。若在傷寒溫熱病中，則有冷熱兩途，而其為病也大矣。如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此則因攻致虛，幾於虛脫，即名之以冷呃，亦無不可，因其本宜於溫中也。獨有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致噦。又若陽明中風，有潮熱、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時時噦。又若腹滿不能食，欲飲水，與水則噦。又若陽明不屎，腹滿，加噦者不治。此則皆為胃中實熱，不急用大、小承氣撤其熱即死。而亦因冷呃二字之相沿，竟若不呃則已，呃則未有不冷者，而仍用丁香之溫劑，否則僅用橘、半、竹茹之輕劑，則其誤於稱名之不正者，害且不可勝言。前人只從氣逆上圖治，安得及救此陽明最危之病耶？且仲景時之噦，多得之極吐汗下，屬冷者多。今則每由失汗失下得之，故屬熱者多。余於同治癸亥在上海病，中見噦不省人事者旬日，餘子潤庠以大承氣一服得生。越八年辛未，余友青浦胡海霞明經亦見此證，於溫病中飛艇延治，至則醫已連進丁香，且議投肉桂矣。余曰：此證必見五臭全，方可活。謂臭汗、臭痰、臭屎、臭尿、及放空亦臭也。乃僅予以芩、連、丹、芍，少佐元明粉，而未及三日，五臭已全，病若失。則其病之為胃風胃火，而非冷呃，不甚明哉！嗟乎，此證之以稱為冷呃而死者，不知凡幾。惟其愈用辛熱，愈見寒象，故病家終不悟耳。

世又有以噦為噫者。《說文》：噫，飽食息也。《一切經音義》引作「飽出息」。《玉篇》同此。皆傷食所致。與《魯論》：孔子之噫，一為傷痛聲，一為心不平聲者異。亦與《詩·噫嘻》：成王莊子大塊噫氣、漢梁鴻作「五噫歌」並異。而皆不可以噦當之。又有以噦為噎者。噎，則《說文》曰：飯窒也。《通俗文》：塞喉曰噎。《續漢書·禮儀志》：民年八十、九十，賜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不噎之鳥也。《後漢書·明帝記》：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亦皆防其傷食。與《詩·王風》：中心如噎。傳云：噎，憂不能息也者，尤不可以噦當之也。兩說亦皆非也。至「呃」字，僅見《玉篇》中，《廣韻》無呃字，有呝字，皆於革切。呃之與噦字雖不同，而其為氣逆則同。《玉篇》釋作雞聲，《廣韻》釋作鳥聲，正是形容短促而聯屬之聲，併為氣逆所致。而所關係者尤在冷熱兩途。明乎此，而知噦即吾蘇之所謂呃，獨不得囿於吾蘇之所謂冷呃，則宜溫宜清之辨，即可生可死之分。病家於此最危之證，其可安於不知也哉。

周鶴亭太史云：明人作《正字通識》者，謂其疏舛頗多，不可為典要。獨其於噦字釋作呃逆，則大可從也。信然。

霍亂一證，有寒有熱。熱者居其九，寒者居其一。凡由高堂大廈乘涼飲冷而得之者，仲景則有理中、四逆諸方，後世亦有漿水、大順、復元、冷香飲子諸方。病多屬寒，藥則皆宜用熱。若夫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令，天之熱氣則下降，地之濕氣則上騰，人在氣交之中，清氣在陰，濁氣在陽，陰陽反戾，清濁相干，氣亂於中，而上吐下瀉。治此者，宜和陰陽，分清濁，以定其亂，亂定即無不愈。此則病非寒也，而亦非盡用寒藥也，即如薷、藿、平、陳、胃苓等湯，習用之劑，亦皆溫散溫通，特不可用薑、附、丁、萸之大辛大熱者耳。又有不吐不瀉而揮霍撩亂者，則多得之飽食之後，凡夏月猝然冒暑，惟食填太陰，亦曰飽食。填息一證，為病最速，為禍最酷，而人多忽之。即有知者，亦僅以停食為言，絕不信其為閉證之急者。閉則手足肢冷，六脈俱伏，甚則喜近烈日，此乃邪閉而氣道不宣，非氣脫而脈絕不續。其畏寒也，正其熱之甚也。閉與脫之分，一為邪閉而脈伏，一為氣脫而脈絕。脫者誤開，氣散而死。閉者誤補，邪錮而死。人之死於邪閉，定較氣脫而死者易，且較氣脫而死者速。病家不明此理，一見邪閉，未有不疑其脫者。況乎人之將死，總可云脫，孰肯於此時再說是閉？於是乎病之亟宜解利者，雖有明眼，何能違眾？誰知此證只欠一吐而已。自吐法之不行，而凡病之可以一吐愈者，輕且一用消導而亦愈者，往往不死於補，即死於溫。原其所以用溫之故，則以陽氣退伏於內，不能外達於表，脈道每先不利，而反見畏寒。此時外治之法，熨蔥灼艾、熱湯沃洗類皆用溫，乃以此為據，遂謂用藥自宜於溫，不思外治湯水本無用寒之理，豈可因外治之必當用熱，而信以為服食之亦宜於熱哉。此外更有四肢厥逆，甚至周身如冰，而竟不惡寒，反有惡熱者，此更是內真熱外假寒，即厥陰經中熱深厥深之象，輕亦熱微而厥微，豈獨不用四逆、理中，即薑湯、米飲及五苓散中之桂枝亦不可用。而且宜用苦寒之劑，佐以挑痧刮痧等法，刺出惡血以泄熱毒者，此則並不宜於溫散溫通矣。同治壬戍，江蘇滬瀆時疫盛行，綿延而至癸甲。余嘗以石膏、芩、連清而愈之者，則暑濕熱之霍亂也。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者，則飽食填息之霍亂也。其肢皆冷，而其脈皆伏。維時大醫立方競用丁、萸、桂、附，日斃數人。問其所以然，則曰君不見夏月井水乎？何以天令如此之熱，而井水如此之寒也？夏月伏陰在內也。張介賓曰：人見此時之天熱，不見此人之藏寒。天下惟格物能致知，諸君請退，毋溷乃公。明日厥不還，灸之不出，冷且益甚，則曰：如此熱藥，體尚不溫，設更投涼，其冷何若？病家聞之，曰唯唯否否。卒未有能破其扃者。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又曰：土鬱之發，民病霍亂嘔吐。《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為霍亂。此不定其為寒為熱者也。惟「氣交變大論」：六己年，少宮運，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是為寒中。然值己巳、己亥，相火在泉，民即無病。則可見此證之屬寒者少，而屬熱者多矣。至於《傷寒論》中所載霍亂，則有既吐且利，而大汗出，脈欲絕者。有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有惡寒脈微，利止亡陰者。有下利清穀，汗出而厥，吐已下斷，汗出而厥者。此必有吐有利，有汗有惡寒，方是理中湯、四逆湯、四逆加參、四逆加膽汁諸方，用以運行上下，通達內外，為寒邪直入厥陰之霍亂。若不然者，則仍暑濕熱之三氣為之，不可固執為寒。輒死於一口之生薑紅糖米飲湯也。王孟英《隨息居》於此證獨有見地，余曾摭其勝而為之說。

瘧、痢之不治，多由於以實作虛。夫瘧有虛瘧，痢有虛痢，無不因乎病久而成。陰虛則宜補陰，陽虛則宜補陽，皆所以治瘧、痢也。若夏秋之交，感受暑濕熱之瘧、痢，則是瘧、痢之實者。而亦作虛治，即不然亦不敢作實治，則其瘧其痢勢必久而不除，終則果變為虛，或成瘧母，或成休息痢。雖已受累無窮，亦尚不為大害。然竟有淹纏而殞其生者，蓋實本不死，而惟以實作虛則竟無不死也。《周禮》：秋時有瘧寒疾。賈公彥疏：惟火沴金。蓋以秋金為收令，而大火西流，蘊崇於內，遂病為瘧。瘧脈自弦，弦數多熱，宜涼散。弦遲多寒，宜溫散。無痰不作瘧，宜導痰。瘧不為汗衰，宜取汗。取汗之法，不外柴胡一味，用以和解少陽。仲景於少陽禁汗者禁麻黃，非禁柴胡也，非禁柴胡之屬也。如更挾暑，必用香薷。葉先生於暑不用香薷，於瘧不用柴胡者，以先生重名人，之以瘧延治，必已過薷、柴之會。若他醫當病之初，輒據此以為香薷、柴胡。葉先生所不用，而直認作不可用，則此意先昧然矣。痢者，古稱滯下。下字，亥駕切。去聲。讀作「自上下下」句之第三字。蓋謂滯而不下，非謂下之多也。凡裡急腹痛後重，頻並虛坐努責，數至圊而不能便，皆以滯而不下之故。不可升提兜澀，不可滋膩溫補。必用厚朴以泄滿，枳實以導滯，檳榔以達下。重則須用生軍。其挾暑者，必兼香薷飲、天水散諸方。此則治暑痢之要道也。彼四神丸、烏梅丸，則治五更泄瀉，厥冷久利，與此時無涉。如其腹痛之甚，正是滯下之甚，當從痛則不通，通則不痛之說，不可誤引痛者寒也，有寒故痛之文。倪涵初「瘧痢三方」，雖未賅括，大段不差。誠以瘧無截法，以發為截。痢無止法，以通為止。發，正所以截之也。通，正所以止之也。欲截欲止者，不可誤也。夏秋瘧、痢，尋常之病耳。此種淺語，本不當說，乃病家於暑瘧、暑痢亦無不以虛寒為詞，將腑病認作臟病，故亦不得不辨耳。余嘗遇一月一作之瘧，三年不愈之痢，其故何耶？始不過以實作虛而已矣。若夫瘧之久而果為虛瘧，即用補中益氣湯仍恃升、柴。痢之久而果為虛痢，即用七味白朮散仍賴葛根。其理可知已。總之，因虛而死者，其死也遲而難。以實作虛者，其死也速而易。非真一名為虛，即可立於無過之地也。病家而不知也，尚何望哉。

經云：十二經皆有咳，不獨肺也。但以肺為華蓋，其位最高，為諸氣出入之道路，故咳無不涉於肺耳。咳與嗽有別，其標皆因乎痰。有聲有痰者謂之嗽，有聲無痰者謂之咳。而痰與飲又有別，其本皆出於水。水之稠者為痰，水之稀者為飲。稠則嗽之即出，稀則非咳不出。且有咳而不出者，人遂謂為乾咳。共目為肺之燥，而不知其為脾之濕。非獨濕與干相反，且並水飲兩字，從此亦不聞於世，而其所用藥無非滋潤之品。飲證得之，愈潤愈燥，遂成炎上之火。及其火既上炎，而煎熬津液，變為骨蒸。臥則喘作，動則汗出，痰氣腥穢，喉破失音，變為癰痿勞怯之狀，皆可預計。病至此，不可為矣。夫咳嗽初起，本為微疾。治之之法，皆在《金匱》篇中。《金匱》於咳嗽分作兩門，一在肺癰肺痿門，為第七。一在痰飲門，為第十二。同一咳嗽也，其所以必兩見者，豈無故哉。詳玩兩門方治，一主達表散壅，一主滌飲利氣，獨不於此時一用滋補。乃時人一見咳嗽，絕不用達表利氣法，而輒以兜鈴、蛤、殼、紫菀、款冬、阿膠、沙參、二冬、二地、龜板、鱉甲之屬，凡與咳嗽為仇者，罔不畢集。猥云：傷風不醒便成勞。未幾而果成勞病。是其所以成勞者，藥為之，非病為之也。及其既成勢，無可救。孰知勞之為病，本不能救於已成之後，而必使之不成於未勞之先乎。其何以使之不成？則有表宜散，有壅宜達，有飲宜滌，有氣宜利，及其有火則宜泄宜降。咳嗽雖久，萬無不止之理。即不然，而並不服藥，咳嗽亦能自止。此正不令成勞之大作用也。況既曰傷風，何以使之不醒？即不醒矣，何以任其不醒？即使久而失音，如古所謂「金空則鳴，金實無聲，金破碎亦無聲」者，亦當有別，仍不得但作破碎觀也。然而難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生其間，一氣所包舉而已。人在氣中，猶之魚在水中。魚不自知其在水，人亦不自知其在氣。氣即是風，人之氣息頃刻離風即死。《內經》言：風氣通於肝。是即生生不窮之氣也。凡所為陰氣、陽氣，衛氣、營氣、中氣、宗氣、水穀之氣，皆就吾身之氣之正者言之。凡所為熱氣、冷氣、陷下氣、逆上氣、升降不利之氣，皆就吾身之氣之病者言之。是氣也，呼則出，吸則入，得天地之清寧。其數常，出三而入一。人惟不知身內之氣全賴有身外之氣，故但知有身以內之氣，不知有身以外之氣耳。夫人一呼則氣出，所出者身以內之氣也。一吸則氣入，所入者非身以外之氣乎？無身以外之氣，則身以內之氣便不靈，而不相為用。故人死而氣絕者，外之氣不能入內之氣，但有出則氣絕不續，理有固然。人當無病之時，內氣外氣息息相通，時以新氣換陳氣，即以正氣敵邪氣。一遇外感內傷，則本氣即為之郁。所謂郁者，內氣不得通，則外氣不得入。但去其氣中之郁，則氣之不入者自入，即氣之不通者自通，而氣復其常，何病之有？一經滋補，始但阻滯乖忤，繼則周身壅閉，內氣愈不通，外氣愈不入。不通不入，其氣乃絕。吾見喘壅一證，往往胸高膈滿，掇肚抬肩。此時此際，有宜散表以通其氣者，有宜疏里以通其氣者，有宜清熱逐寒以通其氣者，有宜消食導痰、行淤解結以通其氣者。不此之務，而將氣為邪壅之喘認作無氣以續之喘，謂之上氣不接下氣，視同少陰息高之證，抑之，遏之，降之，納之，轉壅轉補，轉補轉壅。旦夕之間，含補而死，良堪痛憫。故不憚作危苦之詞以告病家之欲明此理者。

《說文》：喘，疾息也。疾息也者，本書「歂」。口氣引也。《廣雅》喘，息也。《釋名》：喘，湍也。湍，疾也。氣出人湍疾也。《史記·倉公傳》：令人喘逆，不能食。《難經》：喘咳。張世賢注：肺主氣。邪居肺，則氣不順而喘咳，此皆與《漢書·丙吉傳》「牛喘吐舌」、《王莽傳》「匈喘膚汗」同為氣逆不順而已。至於虛脫之喘，則必與他不治之證同時並作，方可慮其致脫。奈何一見不順之氣，並無他不治證，而即以脫為言哉！

自逸病之不講，而世但知有勞病，不知有逸病。然而逸之為病，正不小也。劉河間《傷寒直格》列有「八邪」。稽其目，曰外有風寒暑濕，內有飢飽勞逸。逸，乃逸豫、安逸，所生病與勞相反。經云：勞者溫之，逸者行之。行謂使氣運行也。則《內經》本有逸病，且有治法。乃後人引河間語，每作「風寒暑濕、飢飽勞役」。夫河間以「內外八邪」標題，既曰八邪，當有八病。故以飽與飢對，逸與勞對。若作勞役，則只有七邪矣。此《內經》所以謂勞則宜從溫養，逸則利於運行。早將勞與逸截分兩病也。張子和云：飢飽勞逸，人之四氣。陳無擇云：瘧備三因，飢飽勞逸。二子並能言之審其病之為逸，便須用行濕健脾、導滯理氣之法。凡人閒暇則病，小勞轉健。有事則病反卻，即病亦若可忘者。又有食後反倦，臥起反疲者，皆逸病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其故安在？華元化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則穀氣易消，血脈流利，病不能生。否則五禽之戲，熊經鴟顧，何以可求難老也？許鶴巢中翰聞余言而韙之，且云枚乘《七發》所以能愈楚太子者，其即此病也。夫語足解頤，而余亦因此益悟仲景理中之旨。夫逸之病，脾病也。脾為太陰，為陰中之至陰。中者，陰也。故仲景之理中湯，即仲景之理陰法。以白朮為君，乾薑為臣，參、草為佐。此則真理陰也。自張介賓不識「陰」字，以陰為血，必用熟地理陰，一若重用熟地多至八兩，而血即可補足者，致靈胎有「熟地入肚，立化為血」之譏。其於仲景溫藥理陰之法相去幾何耶！王公大人以久逸之體，待漏入朝，亦若同於風霜勞頓，而多享上壽者，正賴有此小勞以治其逸。況每日五更，獨得乾坤清氣為多哉。